八年的苦難，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凝結成難以磨滅的記憶。延續這種記憶的，有全國超過150家抗戰博物館。這其中，有“官辦”的，也有“民間”的———
“野生”抗戰館
緩緩下沉的“V”字形凹槽地面上，沉默地站著200個黑褐色的高大身影。
烈日的正午，四周草木無聲，地面鋪著暗紅色花崗巖，最前沿的曲折邊界正是中國版圖的東部輪廓———所有“人”都面迎大陸東面的那個島國。
鑄鐵雕塑比真人大三分之一，名字鐫刻在每尊塑像腳下：楊靖宇、趙一曼、吉鴻昌、何應欽、蔣中正、毛澤東、林彪……各自所站的位置，正是他們當年在抗日戰場上的立足地。
“七七紀念日”已過，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的“中國壯士”群雕廣場還沒完工，202名抗戰壯士的雕塑還有幾尊缺席，簡陋的鐵門半開半掩。
博物館館長樊建川不掩飾自己的得意：“民營博物館，決策比較輕松、快、程序少。壯士廣場要花2000萬元，我想做，沒人能反駁阻止。當然，可能犯錯誤的幾率也比較大。”
10年文物征集費只夠買只筆筒？
建川博物館聚落的“抗戰系列”，正式開放有5個陳列館。最醒目的“中流砥柱”館外墻上，新的館名下邊還隱約能看見原有館名中英文銘牌的痕跡。館內主展墻上，呂正操將軍題寫的老館名還沒換———“共產黨抗日軍隊博物館”。
“正面戰場”、“飛虎奇兵”兩個館也極其類似，外墻新換了銘牌，但由連戰和陳香梅題寫的“國民黨抗日軍隊館”、“援華美軍博物館”還分別掛在展館內。
對自己投資建造博物館聚落的樊建川來說，需要下功夫的新學問不僅是如何選一個合適的館名。
“壯士廣場”202人名單的確定過程十分嚴謹，“最初拿出來的名單有300人。”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何理將軍受邀組織多名專家，經過3次論證才最終定奪，“像胡宗南、上官云相等等，都拿掉了。最后這個名單，領導沒有否決。”
“我們是民營博物館，不在主流內。過去我們在政府體系里沒地位，沒人給我們發文件、傳達信息，也沒有業務指導。”樊建川說。
因此，他開始主動與“官方”博物館進行交流。6月中旬，樊建川請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7家國有抗戰博物館的館長，在自己的地盤上舉辦“館長峰會”。通過館長間的定期交流，館間宣傳、科研、收藏展覽的合作，國有抗戰博物館和他的這個民營博物館，應當都能各得其所。
國有博物館的館長們首先感嘆樊建川的豐富藏品，及其背后的財力。
身為成都建川實業集團董事長，樊建川擁有若干家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子公司。26年來他用于購買民間文物總計花掉2億元，“當然，現在可能值幾十億了。”樊建川說。他在安仁鎮購置500畝土地，建造25個陳列館組成的博物館聚落，至今也已耗資1億元。
“樊建川一年可以拿2000萬元購買文物，每年財政撥給我們的文物征集費只有5萬元。”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說。
“這是無法買文物的，我們顏總買一只筆筒就50萬元。”樊建川說。建川集團總經理顏小平愛好收藏筆筒，她的藏品未來也將出現在建川的“民間百年”系列館中。
“正面戰場”陳列館中一幅滿墻的士兵照片，用近3000枚瓷質“青天白日”帽徽拼出面部和衣領的陰影。“看到一個戰士，想起千萬戰士。”東北烈士紀念館館長劉加量由衷稱贊這件陳列品在手法、創意、理念上的“前衛”。少量同樣的老帽徽，在安仁鎮同屬建川集團的金桂公館酒店作為紀念品出售，每枚標價150元。
在日本可以迅速拍板，一次購買500幅日軍軍事地圖、7000封日軍士兵書信，樊建川卻在博物館設計要求中強調“一定不可以使用空調”———“我用不起那個電。”
誰來設計漢奸館？
7月5日，樊建川到了北京蘆溝橋，參加“史學界紀念‘七七事變’69周年座談會”。他帶著自己新近編著出版的《抗俘———中國抗日戰俘寫真》。書中的實物、照片都來自他的收藏。
“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敵方的殘暴殺戮和殘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視和入骨誤解，自己的無休自責和無窮懊悔。”樊建川在自序中說。對中國抗日戰俘的研究，據說還是抗日戰爭史的空白，而空白的恐怕還不止于此。
建川抗戰系列館的陳列結構是“中流砥柱”、“正面戰場”、“飛虎奇兵”、“川軍抗戰”、“不屈抗俘”，另外3個尚在建設中的是“眾志成城”、“漢奸丑態”和“侵華日軍”。
對漢奸的好奇，是樊建川在收藏過程里形成的。“侵華日軍130萬，(我們)居然到了沒美軍幫助(抗戰)就沒什么進展的地步。”他漸漸了解到戰場上竟有達百萬的偽軍，日偽政權下還有上百萬的公務員、服務人員。
“這些人算不算漢奸？如果沒有當時的偽政府，誰來管廁所、路燈、教育……我沒能想得特別清楚。”這倒并不妨礙收藏，大量文物如漢奸的審判狀、漢奸日記被他收入囊中。
“這類收藏我比較擅長，而國家館相對薄弱。再比如國家館對日軍文物的收藏是不夠的，等我的日軍館出來，文物全是從日本來的，書信、日記……歷史會很真實。”
而“眾志成城”將展陳工農、華僑、幫派、宗教等各種民間力量共同抗日的史料。這同樣是公眾陌生的、相當“另類”的視角。
張自忠將軍的女兒張廉云指出這種視角的難度：“建立漢奸館很有必要，但又更困難。為什么復雜呢？比如有一種人本來是國民黨，抗戰時期成了偽軍，后來又變成地下黨……怎么看這個人，最終要拿材料說話。”
建川的日軍館請了日本建筑大師磯崎新設計，大師在日本接到了不少恐嚇信和電話。而漢奸館則是遲遲找不到設計師———另外24個館都比較順利地請到了國內外名家設計，獨獨沒人愿意染指這個“不光彩”的館。最終是臺灣建筑師王惟仁接手設計。
《小兵張嘎》為何不如《辛德勒名單》？
“我不但要揭露侵華日軍的罪行，也要揭露自己民族敗類的罪行。這樣對待歷史，我覺得對中日兩國關系、民間的交流是有好處的。”樊建川解釋自己建立漢奸館的意圖。
近年民意調查顯示，中日兩國民眾間相互的厭惡不斷增加，這是樊建川最覺糟糕的：“當然問題主要在日本的右翼勢力，日本對戰爭的反省遠不像德國那樣誠懇。我們自己的宣傳有沒有問題？是否也有簡單化、漫畫化甚至妖魔化的地方？比如我們的電影，這么多年，有一部得到國際的認可了嗎？《小兵張嘎》、《平原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為什么《辛德勒名單》在全球的效果都那么好？”
建川博物館抗戰系列中將要建成的“侵華日軍”陳列館，又遇到了命名問題。
“他們一直讓叫‘日軍暴行館’，我肯定不會這樣做。要么不開，要開一定是叫‘侵華日軍館’。”樊建川的看法是：日本軍隊入侵中國14年，體現的不可能僅是“暴行”。“暴行只是侵華行為的一部分。他最大的行為是侵華——沒有人請你來，你沒有辦護照簽證，沒有通過海關，你自己來了——這是最主要的行為。你說是暴行，日本人可以說，我還有很守軍紀的、沒有暴行的軍隊啊。而你說他侵華，他無可反駁；至于日本軍隊里哪些有暴行，什么時候施的暴，要靠證據。”
建川博物館收藏并出版的日軍士兵荻島靜夫日記里有這樣的記錄：“傍晚，我們使用了擲彈筒之后，隊長帶領著我們拿著刀把數名俘虜兵作為試刀的對象，一個個殺掉。”
“這個暴行你日本人認不認？不信你看日記！”樊建川說，“在戰爭里打死中國士兵，你說你是履行軍人的職責，我不反駁你，但我想告訴你，沒人讓你到中國來。其實這就很清楚地表達了我們的觀點和立場。而這樣，我相信日本民眾要更容易接受一些。”
國有抗戰館也長期思考這類問題。
“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國的抗戰館在世界的二戰紀念館體系中，怎樣能得到應有的地位和國際影響？”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沈建忠問。
“國內抗戰博物館在陳列上普遍重形式、輕內容。藝術品搞得太多，搞假的，文物太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很直率，“長期以來我們的抗戰史研究受‘左’的影響，多帶有黨派色彩，而在國家、民族立場上的研究不夠。”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王新華更加切合時勢：“加強海峽兩岸的交流，在歷史問題上，抗日戰爭是很好的對話空間———要談解放戰爭，談得了么？”
野生不如家養？
國有館的館長們羨慕民營館在展覽決策上的自由度。國有抗戰館想做一個展覽，整個計劃要無比詳細地申報，“一審就是三四個月，后邊的工作因此沒法自如地進行。”某博物館研究部主任說。
事實上，建川博物館開放前也必須經過相關部門的內容把關。但樊建川恰恰渴望有一日，建川博物館能夠被納入國家的管理體系。
“國家文物局有完整的體系管理，有很多相關規定、文件、條例。我們一直游離在體系外，得到的專業信息就完全不對等，可以說什么都不知道，要靠我們自己去鉆、找、打聽。”
在現實的生態里，博物館的運營牽涉到眾多社會環節。建川博物館定期出版的館訊，要送往80多個相關單位——“鎮、縣、市、省每一層的文化、旅游、民政、統戰、工商聯、宣傳、消防……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情況。”
“國家博物館有很多的渠道、紐帶，與政府各部門有很好的聯系——畢竟是自己的事業單位，政府機構的延伸，公務員隊伍的一部分，有天然的血緣關系。而民間博物館是野生的，那就顧不上管，也很正常。”樊建川說。
7月初，成都市給建川抗戰系列館掛上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這意味著博物館要為青少年、中小學生提供集體免費參觀。“我們自愿掛這個牌子，慢慢地我們會進入他們的視線，我們都在掙扎著往上長。”樊建川說，“社會、經濟效益越來越好的時候，我相信會把我們納入一個國家的管理體系。”
被日軍包圍的中國士兵叫李德，看似已成年，實際只有15歲。他因落單而成為抗日戰場上的一名中國戰俘(選自《抗俘———中國抗日戰俘寫真》)
“正面戰場”陳列館中一幅滿墻的士兵照片，用近3000枚瓷質“青天白日”帽徽拼出面部和衣領的陰影。(圖片由建川博物館提供)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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