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世界文化共融和中國傳統文化出于弱勢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我們既要學習別人的長處，也應該好好地了解自己，肯定自己。一個自卑的、盲目的人即使學習了別人的東西，也不會對他有什么幫助的。
黎鳴先生說中國的圣人有四位：伏羲、老子、孔子、墨子。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表述。把伏羲從三皇五帝的上座上拉下，讓他不僅僅成為一位華夏始祖，還成為一位文化的創始者，是應該的。這是對伏羲的另一種發現，或者說是敘事。而把早已消失的墨子從昏沉的歷史中推出，讓他的學說再次像先秦時的顯學一樣為后人所知，更是一種發現。
伏羲文化才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可惜我們都不去辯認
曾經有一段時期，中國人把從《易經》、五行學說和陰陽學說合為一體，產生了后世的陰陽學，這種陰陽學發展到后期產生了一些迷信，于是，國人便將它整個地打入死牢，認為它全是迷信。
實際上，由伏羲推演八卦到周公作《周易》（是否為周公所作，仍是學術上的謎，不過，有一點肯定的是，《周易》所演的八卦定是伏羲所創），可以說是中國人最早的宇宙學說，既有宇宙發生說，又有宇宙結構說。它的深奧似乎來自于天啟。老子從這兒發現了世界起源于“無”，然后有了“氣”，此“氣”清為天，濁為地，這便是兩儀，而此無中靜默的是道。孔子發現的是性，“一陰一陽謂之道”，雖然此陰此陽并非專指人類中的男女，但是，孔子發現了“天”其實與人相同，于是，此性也便抽象成為男女之性了。現在我們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將這種陰陽視為抽象的性，是因為我們人類在后世將性道德化了，骯臟化了。其實，在遠古人時，性是一件神秘的由神來作主的神圣的行為，是與生育相連的。
可以說，沒有伏羲和后來的《易經》，老、孔的哲學便沒有傳承性，也就沒有了起點。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最早的起源，它將科學與神秘集于一身，所以，后世才把《易經》變成與迷信一類的學說，孔子也將《易經》與敬神和人事相連。
但《易經》的高深是莫測的，孔子在晚年說：“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據說，孔子在五十歲時遇到一高人卜了一卦，卦上與其人生命運相符，于是長嘆道，天命啊。不知是否真的，但孔子對《易經》的喜愛顯然超過了其它各家。事實上，真正將《易經》發揚光大的是儒家。傳說中的諸葛孔明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儒家的特點是將陰陽家的五行學說拿來與《易經》相合，然后與五德相合，來解釋中國歷代歷朝的興衰，使《易經》成為一部道德經典。
伏羲還創造了三才學說，既天才，地才，人才。實際上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思想也被后世儒家和道家所繼承。
不僅如此，伏羲還是傳說中為中國人制定婚姻制度的人。婚姻制度是倫理的源頭。也就是說，伏羲其實是中國人道德的創始人。
但是，我們后世幾乎忘記了這樣一位文化的圣人，我們只記得有老子和孔子。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伏羲，我們的很多文化就沒有了源頭。
喪失了墨子，也就喪失了民主與科學
伏羲所創造的文化因為各種學術上的紛爭而導致其無名（文化上的圣人之名），但無論怎么樣，后世將這種文化還是繼承了下來，可是，墨子的學說在后世幾乎消失了。
關于墨子，后世對其和其學說的認識是武斷的。這來自于儒家的文化專制。墨子是先秦時期與儒家有同樣繁榮景象的學術，是當時的顯學。墨學也是當時唯一直接與儒家相對的學說。儒家強調禮是有等級的，而墨家強調，禮應該是沒有等級的。事實上，孔子提倡的“仁”的精神并沒有被后世儒家真正的發揚光大，恰恰相反，卻被墨家發揚了。
孔子說，仁者愛人，意思是，仁的意義簡單明了，就是愛人的意思。孔子對仁的實踐來自于禮，但是，儒家強調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禮使其仁的精神停留在了貴族的層面上，這是大局限。這種局限后世儒家沒有去解決。相反，先前從學于儒家的墨子很好地發揮了“仁”的精神，這就是“兼相愛”。
墨子的“兼相愛”精神是強調要愛一切人，要超越自己的好惡。這一點，后世儒家包括現代哲學家馮友蘭等，都對其多少有些微詞。事實上，這種超越個人好惡的“愛一切人”恰恰是一種基督教和佛教講的超越了個體生命的一種大愛、大善、大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的話，墨子才是真正的圣人。墨子是個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圣人。孟子對他這種“士志于道”的精神十分贊揚：“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莊子也由衷地稱贊：“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
博愛與平等可以說是產生民主的基礎。西方基督教社會如果沒有希臘哲學中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的平等、博愛觀念，西方的民主就難以存在。墨子的“兼相愛”實際就是一種博愛的精神，而且比西方的博愛觀更為徹底。西方的博愛觀是一種宗教道德，而墨子的博愛是一種理性精神。墨子還提出“尚賢”和“尚同”，即選擇君王和士大夫一定要是賢者，要打破宗法世襲制，并要 “一同天下之義”。在這里，打破宗法制就是一種民主的意識，而一同天下之義，講的是在民主之上要以一種“義”的理性精神來治理天下。墨家雖然沒有強調法律，在那個時代也不可能強調法律，但是，這些思想已經是最早的民主、平等與博愛觀了，而這一切，都不過是體現了一種“仁”的精神而已。
在當時的各家，我們看出，道家是避世的，是隱士；儒家雖表面上看義正辭嚴，孔子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是，儒家比起墨家來，就沒有墨家的勇敢。孔子作《春秋》，因對時政有褒貶，所以沒有留下真正的《春秋》，原因是怕時政，這與墨家是不同的。墨家理想人格講究“任俠”。“墨子之門多勇士”（ 陸賈《新語•思務》），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這是儒家子弟當時沒有的精神。儒家多是口頭中的教育，而墨家是實踐者。
從這種真正的“兼愛”精神和犧牲精神來看，墨家比儒家更為徹底。墨子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大圣人。墨子具有耶穌的為天下而赴死的精神。只可惜，墨家沒有留傳下偉大的學說。恰恰因為這一點，后世對墨子有了輕視的態度。
但是，在當時貴族當權和統一中國為要旨的社會時期，墨家的學說顯然不可能成為主流，相反，與貴族社會息息相通的儒家學說就不同了。儒家旬子培養了兩個學生，都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相當然地繼承和變革了儒家的禮教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墨家學說更為清冷了。事實上，墨家的學說基礎在民間，在貴族階層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可能。
漢時獨尊儒術后，墨家――這一儒家的對手自然被封殺了。關鍵的問題在于，儒家的禮教在民間被馴服了下來，“兼相愛”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了。墨家學說在這時幾乎喪失殆盡。
可以說，這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傷心之處。中國人本是有平等觀念的，在一段時期內，民間還甚為尊崇，但到底被儒家打敗了。這是民主敗于專制。
因此，墨家學說的喪失是中國文化基因中最為重要的成分。
還有一點是近代的發現。一直以來，中國人都埋怨中國古代文化缺乏一種科學觀。這是與西方文化相比而說的。但是，在近代學者推開漢學與宋學，重新開始閱讀和解釋先秦諸子時才發現，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墨家便已有對光學（光沿直線前進，并討論了平面鏡、凹面鏡、球面鏡成像的一些情況，尤以說明光線通過針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論為著）、數學（已科學地論述了圓的定義）、力學（提出了力和重量的關系）等自然科學的探討，可惜的是，這一科學傳統也因此書在古代未得到重視而沒能結出碩果。這一發現，震動了近代學術界，使近代人對墨家乃至諸子百家更為刮目相看。
儒家認為，墨家的出身非常低微，是無禮之徒。孟子批駁墨家學說時說，墨家提倡“兼相愛”，便是“無父”，“無父”便無異于禽獸。這是專制對民主的無理嘲笑。近代有人認為，墨子是服過刑的囚犯出身，也因此想貶低墨子學說。這都是非常荒謬的。一種偉大的學說與其創者的出身是無關的，而與他的心靈有關。
但即使近代對墨子有了新解，可還是沒有對墨子的學說進行合理的闡釋，致使我們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深的誤解。
民間學說的喪失，是中國文化失去嫁接能力
還有五行學說和陰陽學說。這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學說中最高深的部分，也是最神秘的部分。五行學說和陰陽學說中重要的部分在于對宇宙有一種較為科學的觀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很了不起的基因。這一基因被儒家繼承了下來，但是，儒家強調的更多的是人倫道德，對形而上的宇宙觀似乎興趣不大，致使這種學說在后期陷于一種低層次的術士活動，甚至淪為迷信。
五行學說與陰陽學說本就產生于術士，后來也還是民間的學術，它與《易經》結合后成為一種道德學說，再后來便成為儒家禮教的幫兇。事實上，先秦時的這兩種學說都帶有明顯的形而上哲學觀，它們試圖從“元素”的角度去解釋這個世界。五行的概念產生本身就是中國人經驗哲學的標志，而五行的實踐卻是帶有強烈的超驗色彩。相比之下，陰陽學說便是一種超驗多于經驗的學說。它的玄妙與《易經》是等同的。
自古以來，強調唯物和唯理的哲學都不大重視這種來自于民間的學說，將它們視為方士或迷信。其實，這是一種類似于希伯來神秘文化的文化。它帶有強烈的預知性。正統的文化將其視為妖術和邪說。但是，它在民間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從“五四”以來，科學以降，這些文化自然要受到打擊。到了毛澤東時代，它們更是迷信，沒有存活的可能。現在，這些文化又漸漸地抬起了頭。有些人稱贊，有些人批評。但到底應該怎么看，我個人認為，應該給予一種寬容的氣氛。它的存在對于民間的穩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既然是我們文化中最難以解釋的基因，那么就應該將其保存下來，好好地將其解釋，而不要武斷地一棍子打死。
除了這兩種學說之外，名家也是一種值得人懷念的學說。在后世儒家和道家認為，名家缺乏價值關懷，只是一味地巧辯，即是說，名家并不去為善、愛、真等去辯護，它只是為辯論而辯論。但是，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忽視價值觀的辯論實際上是很有價值的。沒有無價值的，怎么才能讓人知道價值？但這并不是主要的，名家的價值在于辯論本身。它是一種認識價值與真理的過程。它對名與實的爭論表面上看起來是無聊的，但是，在今天看來，名與實的確認其實是非常必要的。我們都離原初的意義太遠，我們需要回到最初的名那兒，甚至回到無名之處。海德格爾、荷爾德林等討論的原初命名不就是名與實的問題嗎？
事實上，這是一種哲學的形式。名家的存在，便是中國哲學最初的形式的存在，即對事物名與實的形而上的探討。也許我們可以這樣去看問題，名家呈現給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形式分明的世界（離堅白），同時又是一個整體混一的世界（合同異）。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在無聊時玩味的奇妙的世界。哲學在有時候，其實就是這樣的無聊，但無常中蘊藏著世界的至理。這是中國智慧的存在方式之一。
我們今天缺乏的不是有關道德的維護與批評，而是一種哲學的觀念，一種哲學的形式。這便是形而上的辯論。從諸子百家的辯論和古希臘哲學家的辯論來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哲學的輝煌期都是辯論最激烈的時期。中國先秦諸子的辯論，幾乎覆蓋了中國古典哲學的所有問題，同樣，古希臘哲學家的辯論也奠定了西方歐洲哲學甚至一切文化的基礎。
辯論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價值的體現。這就是大道德。大道德不僅僅贊賞那些善的，還同樣寬容那些惡的，但它使善的更善，使惡的也能生出善來。
為什么中國后世不能有大哲學家產生，原因其實只有一條，就是在單一的文化基因傳承下，只能有一種世界觀，怎么可能產生新的文化呢？沒有新的文化產生，也就不能產生偉大的哲學和哲學家。每一種哲學的產生，就是一種新的認識世界的角度和解釋世界的思想的誕生。我們沒有。
由于缺乏這種形式與能力，所以我們也缺乏了一種內省的形式與能力。
這些便是我們喪失在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從今天來看，這些文化基因的喪失，使中國的民主化思想休克了兩千多多年，最后還要從西方來引進；它還使中國的科學觀和宇宙觀不能自由地發展，受到了傳統倫理的諸多限制，致使中國產生不了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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