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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到潘岳同志文章，討論“和諧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系。文章以胡錦濤同志“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號召為由，論述“和諧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價值觀和解決問題的原則上是一致的。

　　德國是實踐此種先進思想的典型。德國法律規定的經濟綱領不是市場經濟，而是“社會市場經濟”，即以社會整體（和諧）利益為前提的市場經濟。不久前，這個綱領被大幅調整為“社會環境市場經濟（social eco market economy）”。也就是說，對德意志民族而言，社會和諧及環境保護比市場經濟更重要。眼睛總盯緊德國的我國鄰邦日本，把環境保護也做到了極致，特別是在循環經濟方面。

　　在全世界追求經濟發展的熱潮之中，環境保護意識已經成為普世價值，原因是市場發展與環境保護已經演變為一對嚴重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追求發展與環境的和諧，是我們時代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市場機制刺激人類天然的物欲，無需政府去促進，只需政府去肯定和規范。但社會和諧和環境保護卻需要政府去促進和推行，在某種程度上遏制市場理性。從中國環境惡化的現狀出發，潘岳同志提出要確定“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思想方向，奠定其社會文化基礎，完善有關的制度支撐，還特別提出要“重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略目標”。在他看來，重建這種戰略目標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調整，即：把環境因素納入經濟宏觀決策，調整國土規劃，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制定新能源戰略。

　　的確，正如潘岳文章述及的，世界各大文明多少都有環保的傳統，而世界各類政治思想中也多少都有維護人與環境和諧的理念。然而，這些傳統和理念并不構成今日環保運動的基礎。保護環境的理念成為普世價值觀，環境保護成為世界范圍的運動，是全球化的現代工業和現代市場競爭體系導致的。更確切地說，是市場競爭型的工業化嚴重威脅了人類的生存環境。

　　中國的環保情況比追趕先進國家的先進環保理念要復雜。自工業時代以來，人類財富的主要凝聚形式變成了制造業。各類服務業雖然創造大量產值，卻是依托制造業而能生存的。中國工業化的任務依然沉重，半數的、數以億計的人民還在依賴種植和養殖業生存。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提速，社會迅速變遷，環境問題日趨嚴峻。一方面，我國必須為今天和將來保護環境，而另一方面，我國也必須堅持高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一方面，社會變遷要求相關問題的解決要制度化，而另一方面，社會變遷的速度與制度化的實際程度負相關。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沖動正在把我國塑造為初級制造業的“世界工廠”，而另一方面，我國部分思想者接受了世界性的“環境原教旨主義”思潮，把環境保守當作環境保護。因此，成本與收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國際利益與本國利益，盡是些說不清的事情。遠不是進口一個先進的思想所能解決。這就要求我們對環境保護的理解比較細致。

　　如果我們把環境問題分成生態和污染兩大類，我們會發現前者的改變是文明進步的必然代價，而后者則是不能容忍的。

　　自然界的每個有機體都在抵抗其生存環境中才能生存。不獵殺野獸，人類就沒有衣食，就不能在北方生存。自然的原生態自己也在改變，改變并非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詩經·衛風》的第一首是《淇奧》，首句是“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按照歌中的內容，三千多年前，淇河是條溪水縱橫，綠竹疊疊重重的美麗地方。這首愛情歌中還提到象牙和鹿皮帽。然而，當年宛似今日西雙版納的河南林縣，而今只有克服干旱的“紅旗渠”和石頭山了。如果不去對抗改變了的自然生態，林縣的農業人口就無法生存。如果人類沒有對強大能源的追求，對克服地球引力的渴望，就不會有核電站，不會有火箭升空去探索宇宙，不會有當代的通訊技術。文明是有代價的，代價之一就是生態環境的改變。正如西藏的社會經濟進步必然帶來西藏傳統文化的衰落。西歐和北美的生態環境也早已不是工業化之前的那種生態環境。不允許生態出現改變的生態保守主義是天真的，反進步的，甚至在發展出一種反人類的傾向。

　　然而，環境污染不同。環境污染直接殺戮今人與后人，為少數人的眼前利益而犧牲多數人的長遠利益，所以必須不惜代價，堅決予以制止。國家成立環保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與危害人類生存環境的市場利益做斗爭，制止氣、土、水、聲、光等環境污染。

　　制止市場利益導致的污染，關鍵在政府的自律和決心。我居住的樓有四百多戶，但樓下有個租了區政府物業的飯館，那物業似乎還是個“文物”。區環保局測定飯店排風機的聲污染嚴重超標，但拖了一年卻無法治理。給我的理由是，那飯店沒有工商注冊，沒法管。沒注冊就不能治理污染，好似殺人犯沒辦身份證，警察就不能抓他。市場中的權與利妨礙著環保執法，潘岳同志提出要環保機構獨立，直線領導，我是非常贊同的。環保工作制約市場和行政的性質決定其必要性。

　　制止市場利益導致的污染，還在于教育我們的人民和行政主管，讓大家懂得“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有意識地去促進循環經濟的實施。我國有循環經濟的優秀傳統。就在不太久以前，我國并沒有什么垃圾，廢物利用非常充分，是世界上循環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挖掘我國的好傳統，而不僅僅是跟在洋人后面搞新名詞，是我國循環經濟界要注意的。潘岳同志提出要把環境保護列入長期的綜合經濟規劃，我也非常贊同。問題在于，我國各項經濟指標都能超額完成，但環保指標總也完不成。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在多數情況下，制止環境污染與容許環境改變之間的界限是涇渭分明的。比如，科學地開發水利水電會改變環境，但能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大幅度地減少環境污染，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少數情況下，我們會進入灰色地帶，比如青藏鐵路。在這時，中庸不是和稀泥，或無所作為；中庸意味著“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寧可造價昂貴，環保與發展兩者都要保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有了青藏鐵路，西藏的環境已經被永久地改變了，而且是必要的改變。

　　和諧社會的基礎是全體公民利益的和諧。維護每個人的生存環境是和諧社會的一個方面，而且這是高于市場利益的。

來源：人民網環保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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