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自幼聰穎敏慧，“髫齡即以文鳴于淮”（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明天啟《淮安府志》說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
吳氏在詩詞賦曲上堪稱“制作大手”。《長興縣志》稱他：“性耽風雅，作為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后殆無其倫。”
吳承恩與明代前后七子同時代，其文藝思想也與他們相近，“汝忠謂文自六經后，惟漢魏為近古，詩自三百篇后，惟唐人為近古；近世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蓄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吳射陽先生存稿敘》）此論則比何﹑李通達得多，故其詩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明詩綜》卷四十八謂其詩“習氣息除，一時殆鮮其匹。”吳承恩的詩作浪漫主義氣息又特濃，故被陳文燭稱為“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中國文學批評史》）吳承恩的見識非凡，不僅看到當時的文壇之弊，而且能跳出復古主義的圈子，獨樹一幟，強調“謝朝華”、“蓄多識”、“去陳言”，“漱芳潤”。在詩文創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澤，舒徐不迫，而不致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李維楨《吳射陽先生集選敘》）。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獨步文壇。
他的詩文“率自胸臆”，“師心匠意”，據現存240余首詩歌詞曲﹑障詞及頌贊來看，除一些障詞﹑頌贊屬于應酬外，大多極富有歷史﹑文學藝術價值。《二郎搜山圖歌》是他精心構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兇”橫行的黑暗現實，期望“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這與《西游記》贊揚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氣概何其相似？《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傳神：“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僂，吾見士卒之于軍帥也，而今行之縉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吾見婢妾之于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诪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駔儈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贈衛侯章君履任序》道“況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竟，其何以為之哉？”這與宗臣的《報劉一丈書》對當時官場污濁與官吏的腐敗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對現實的觀察何等敏銳細致。百回本《西游記》對天宮﹑龍宮﹑地獄的弄虛作假﹑官官相護﹑骯臟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聯翩啊！他的《陌上佳人賦》堪與陶潛《閑情賦》相媲美。《宿田家》“柴門閉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稱絕句精品。最能表現他個性的則當數《送我入門來》﹑《贈沙星士》﹑《答西玄公啟》，“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將才”，“平生不肯受人憐，喜笑悲歌氣傲然”，并自稱“淮海豎儒”，“蓬門浪士”。
他的詩文詞賦曲藝術特色鮮明，成就卓著。在明代文壇絲毫不遜于“前后七子”﹑唐宋派諸大家。他的詩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如《海鶴蟠桃篇》﹑《春曉邑齋作》﹑《楊柳青》﹑《長興作》﹑《秋興》﹑《金陵客窗對雪》﹑《田園即事》﹑《桃源圖》﹑《堤上》﹑《舟行》﹑《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等。詞則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頗“有秦少游之風”。名篇有《點絳唇》﹑《浣溪沙》﹑《如夢令》﹑《西江月》﹑《滿江紅》等。小令﹑套數清新雋永﹑意蘊深長。名作有《沉醉東風》﹑《醉太平》﹑《水仙子》，《駐云飛》﹑《梁洲序》﹑《滿庭芳》等。恰如張綿也先生所評“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靡不出入其間，師兼眾長而不拘一格”，“在藝術風格上，有漢魏的古樸，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麗，也有元白的平易”（《漫說西游》）。
他在文論上又頗有建樹，論詩作文講究“情”，“趣”。他在《留翁遺稿序》中道“是編所載，率多鄉國之應酬，山溪之吟詠，所謂什之一二者。然即觀之，則有見夫其情適，其趣長，其聲正，廟堂之冠冕，煙霞之色象，蓋兩得之；誠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豈與夫事聱牙而工藻繢者同日而語耶？”論詩說文講求“情”是中國文論的傳統，吳氏遵循文學創作規律顯而易見。而推崇“趣”則是當時的時代風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戲劇大家湯顯祖均把“趣”作為評價文章的標準。在文學創作上強調“情”、“趣”恰是針對當時文壇的復古主義之風，期望沖破復古擬古的牢籠，恢復文學創作的本性—“獨抒胸臆，不拘格套”。吳氏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驅同道，其意義決不僅限于此。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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