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法律有不適應新理念、新形勢的方面，還有些條文之間存在矛盾，可操作性不強，有的部分以‘罰’代‘法’的傾向比較嚴重。”中國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于1988年通過，1989年3月起施行，其間根據《刑法》的修改和國務院簡政放權有過兩次適應性修改。2013年9月，《野生動物保護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一類項目。
正值《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之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和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于1月31日在北京共同組織召開中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制建設國際研討會，會議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主持。
常紀文提出了立法目的、保護范圍、動物福利、法律責任等《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應考慮的主要問題，與會專家主要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發表了許多切實、中肯的意見。
野生動物保護立法的目的是“利用”還是“保護”？
我國目前現有的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并非如大多數人所想，只有《野生動物保護法》這一部法。野生動物保護是環境保護的一部分，《野生動物保護法》隸屬于環境法律體系，它的上位法是《環保法》，而《憲法》又是《環保法》的上位法。“新《環保法》中至少有9條與野生動物保護密切相關的條款，比如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等。”北京市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海陽說。
新《環保法》改動幅度較大，因此，《野生動物保護法》作為《環保法》的下位法，在修法時應與新《環保法》保持一致。“原《環保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發展，而新《環保法》是為了生態文明和促進可持續發展。”孫海陽說。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顧問孫全輝認為，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把利用作為目的，把保護作為手段，其實質是一部“野生動物利用法”，未能有效發揮野生動物保護的功能，只有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保護”上，才能讓這部法名副其實。
“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已出臺26年，我國公眾的動物保護意識和經濟總量也發生了質的飛躍——國家不再依賴野生動物作為資源換取外匯，普通百姓也不再需要將野生動物作為食物供給不足的補充。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應圍繞野生動物棲息地和動物福利，為所有野生動物提供有效保護。”孫全輝說。
馴養繁殖種群與野外種群的法律地位是否相同？
許多人認為，野生動物經過人類圈養后就不再是野生動物。對于野生動物的馴養繁殖種群與其野外種群在法律上是否享有同樣的保護地位，與會專家的意見各有不同。
孫全輝解釋說，現存的野生動物有可能被馴服，但未必能被馴化。家養動物與圈養的野生動物的重要區別就在于前者的遺傳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導致其在生理、行為以及生活習性方面表現出更適應人工養殖環境的特征。孫全輝認為，新法應將自由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動物和圈養的野生動物都納入保護范圍。
《刑法》中提到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是否包括馴養繁殖的動物呢？針對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給出的答復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以及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據此，北京市西城區律師協會公益法律服務委員會副主任安翔認為，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與其野外種群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保護地位。
但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周訓芳認為，在人與野生動物的關系問題上，主要體現為人們善待一切生命，最低限度上要求做到生態系統的平衡，保持大自然的自然生產力不被人類降低或破壞。保護野生動物不是保護野生動物的權利，而是保護人類的生態性利益和財產性利益。因此，周訓芳認為，對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與商業化利用，理所當然。野生動物和經過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的子代動物應當區別對待，分類管理。
野生動物棲息地內人與動物真的無法共存嗎？
截至今年1月底，我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數量達到428個，占全國自然保護區總數的15.9%；面積達9466萬公頃，分別占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和陸域國土面積的64.7%和9.7%。自然保護區面積如此廣闊，野生動物棲息地正逐漸消亡這一說法看起來似乎有些荒謬。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告訴我們，我國野生動物保護跟國外野生動物保護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我國強調名錄制，非常忽視甚至是人為淡化棲息地的保護。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與我國長久以來的農耕文明有關，例如土地制度，事實上就是與野生動物爭奪棲息地，鼓勵人們開拓濕地開拓四荒，而不考慮這些資源與棲息地有什么關聯。盡管我們現在已經比農耕文明時進步了許多，但這樣的思想仍存留在我們的文化脈絡里，難以徹底消除。此外，馴養繁殖動物，是我國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3個基本宗旨中的一個，馴養繁殖恰恰是與棲息地完全割裂的，如果強調馴養繁殖，必然會否認或淡化棲息地制。
而我國頻建自然保護區是否就是在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呢？湖南師范大學教授李愛年認為，我國自然保護區頻建現象的發生，既部分出于生態保護的因素，也夾雜了更多的地方政府的“私利”——通過建立自然保護區爭取更多保護經費和政策優惠，并獲得政治聲譽。但這樣一來，更多的區域被限制利用直至“閑置”，更多的普通民眾被迫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甚至背井離鄉，客觀上形成了環境權對抗、限制公民生存、發展權的困局。
“我國野生動物棲息地的行政規劃確實有助于形成保護野生動物的整體屏障，但其制度理念應逐漸轉變。法律應做的是引導人類與自然界和諧共處，而不是堅持荒野觀念將居民驅逐出去；不應不加區分地為了生態保護而移民，而是在保護自然與保障人的生存發展權益之間做出適當權衡。”李愛年說。
周珂也秉持相似觀點，他說：“我們在棲息地保護的立法方法論上要有一個徹底的轉變。有必要借鑒英國的做法，將野生動植物保護和鄉村的環境保護整合為一，這并不排斥棲息地制度，但也適當地考慮到人與動物共同生存。”
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究竟該由誰來承擔？
我國公眾的保護意識不斷提升，食用野生動物已被社會公認為陋習，購買象牙、魚翅等野生動物制品也被認為是殘忍、奢侈、不文明的行為。
野生動物保護不是某個部門的事情，其成敗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新《環保法》已將全民環保納入法律范疇，“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公民應當增強環境保護意識，采取低碳、節儉的生活方式，自覺履行環境保護義務”，專家建議《野生動物保護法》在修法時也應注意構建全民保護的大環境，注意宣傳引導公眾的野生動物保護意識。
與會專家認為，修法時應從制度上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和監督野生動物保護事業，并大力拓寬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的渠道。例如與新《環保法》相銜接，增設“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專章，引入公眾監督和公益訴訟機制；重大事項的社會聽證；第三方獨立評估；允許個人和企業設立野生動物保護基金；政府購買野生動物保護服務等。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副教授孟磊建議，國家建立野生動物資源電子信息檔案，實現野生動物資源信息共享；野生動物保護執法部門及時公布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信息，充分保證公眾的知情權；鼓勵野生動物保護民間組織的發展，形成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共同保護的良好局面。
“各種各樣的基金、動物保護組織等社會團體的廣泛參與也是不可或缺的，雖然不是一般的管理途徑，但作為公共治理方面不可缺少的一環，他們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被行政授權的主體，也可能作為受委托組織出現，無論哪種方式，他們不應當缺席。修法時，關于主體設定的部分應該有他們的一席之地，或者至少是留有余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說。
野生動物受到傷害責任如何追究？
《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法律責任體系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對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要求，又有對侵犯者的責任追究。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社坤建議增加持有和經營食用受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傷害虐待野生動物、違法釋放和經營外來野生物種的違法行為類型；增加行政拘留、按日計罰、代履行等制裁方式。并建議增加有關野生動物保護民事責任的規定，如明確國家責任，通過補償基金或責任保險的方式完善野生動物致害的民事責任。
我國法律法規中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很多都是懲罰性的規定，如罰款、責令改正等，但常紀文提出效仿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規定，在法律責任中規定強制接受環境教育。“讓違法者強制性地像學交規一樣學習48小時的環境法律，也是有必要的。”
云南某動物園做表演的老年大象，一身傷痕累累，對游客起到非常負面的教化作用。諸如此類的馴養繁殖野生動物在中國受到虐待的現象非常普遍。西北政法大學動物保護法研究中心主任孫江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里應當針對虐待行為作出具體的法律懲處規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于敏強調，要嚴格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責任。他建議，享有野生動物保護執法職權的機關，在對違法者進行處罰時必須保護好相關的涉案野生動物，因行政處罰行為導致野生動物死亡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實施機關應負擔相應的行政責任和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實施的20多年內，我國又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刑法》也有了較大的變動和增補，因此，有必要對《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法律責任一章，進行相應的修改。”孫海陽提醒。
湛中樂最后強調，行政責任固然是重要的，但還不夠，一定要注意與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有效銜接。另外，既要豐富行政相對人的責任體系，又要嚴格對行政主體負責人的責任規定。
專家如是說
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
“對于野生動物福利的保護問題，包括野生動物和經過我們馴養動物的基本福利保護，我認為這是一個文明國家必須要推行的最基本的社會規則，我們已經脫離了野蠻的時代，我們已經整體上滿足了溫飽需求，我們應當變得更高尚一點更文明一點，對于動物的基本福利要有最起碼的關愛，這是我國生態文明法治進步的需要。”
西北政法大學動物保護法研究中心主任孫江：
“應對已死亡的馴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利用作出禁止性規定，否則極有可能鼓勵手中掌握野生動物的個人或單位故意制造動物的非正常死亡。建議要求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養殖單位對死去的動物出示死亡原因的獸醫報告，并對動物死亡后的處理做出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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