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辦法加大公眾監督的話語權，讓在生態環境保護中過不了“民意關”的官員過不了“組織關”。輔以合理的制度設計，讓指標“帶電運行”，才會產生震懾力與約束力。
“十三五”期間，細顆粒物（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累計下降18%；到2020年，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達80%以上。12月5日，《“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正式發布，《規劃》中提出12項約束性指標。其中涉及環境質量的8項指標，是第一次進入五年規劃的約束性指標。
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任何有助于生態環境保護向好的規劃和措施，都值得鼓勵和嘗試。首度將涉及環境質量的8項指標化為《規劃》的約束性指標，無疑擊中了現實痛點，順應了社會吁求。約束性指標建立了一個參照系，既為生態環境保護實施提供一個階段性目標體系，亦為生態環境保護效率評估立標桿。
每個人都是生態環境保護的受益者，也都是環境污染的制造者，沒有什么領域比生態保護更需要政府、企業、家庭、公民、社團等共同參與、協同共治。就我國目前的實踐而言，公眾參與不足是一塊顯見的短板。題中之義涵括兩個方面：生態環境保護的公民意識不足，缺乏參與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參與共治的管道不暢、話語權不足，公眾意見難以轉化為公共決策，難以對行政行為產生有效影響。
《規劃》提出約束性指標，從紙上走到地上，誰來保障監測指標的科學性與精準度？自說自話的環境數據監測與發布，數據客觀性難免受到非科學因素的干預。事實上，也經常出現這樣的情形，政府部門公布的環境監督數據與公眾觀感大相徑庭。囿于認知水平與技術手段的受限，大多數情況下，公眾也只能靠觀感。譬如對水環境質量只能靠鼻子嗅、眼睛看，沒有多少人知道水里含了什么污染物，水質屬于第幾類。再者說，就算得到具體數據，誰會采信公眾的數據？
有權利就有義務，有指標還要落實，如果責任方不落實，誰來監督履職情況與行政問責？過往不少“一票否決”制并沒有硬到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公共政策的組織、實施、評估、監督處于“內循環”狀態，公眾無從置喙、無可奈何，公眾對失職官員意見再大，也只能“自我消化”。想讓生態環境保護問責走出這一怪圈，就要想辦法加大公眾監督的話語權，讓在生態環境保護中過不了“民意關”的官員過不了“組織關”。輔以合理的制度設計，讓指標“帶電運行”，才會產生震懾力與約束力。
如果說原子化的公民意見難以統一，那么還有一種“替代品”：生態環境保護的非政府組織。它們較好地代表了公眾的生態意愿，并且有能力參與政府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制定、企業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以及對全過程實施監督。總之，不妨適度開放生態環境保護系統，適當增加“生態民生”。(連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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