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狩獵”的概念，在很多專家眼中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適度狩獵”假設
有人懷疑，國家林業局透露將“拍賣狩獵權”的新聞，實際上是為了試探公眾對有償狩獵的態度。
如果事實如此，那么這次“試探”是如此成功——如果不是“拍賣狩獵權”引發的爭論，沒有多少人知道野生動物保護是這樣一個牽連復雜的“大問題”。
距離成都媒體報道中國國家林業局將舉行２００６年秋季國際狩獵野生動物額度拍賣會的消息，已經１個月，雖然稍后國家林業局宣布“暫緩秋季國際狩獵野生動物額度拍賣活動”，但網絡上的爭論還沒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在搜狐網的專題欄目中，上千網友展開了辯論。
國內狩獵場和有償的狩獵活動已經存在了２０年，但在網絡急速發展的２００６年，“狩獵權”卻像是第一次被人知道一樣，引起了如此激烈的爭論。
本次拍賣的野生動物額度，共有１４種２８９頭（只）。計劃拍賣獵殺動物包括盤羊、羚羊、巖羊、馬鹿、矮巖羊、白唇鹿、北山羊等１４個物種，范圍涉及青海、陜西、新疆、寧夏、甘肅、湖南、內蒙古等省（區）。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牦牛被明碼標價為４萬美元。
網絡討論看上去總是很混亂，但爭論的根本矛盾卻在混亂中顯現——“狩獵權拍賣”是否與保護野生動物相沖突？本已脆弱不堪的野生動物世界，是否會因為公然被允許的狩獵，變得更加不堪一擊？
“看上去獵殺幾個個體，但是維護了棲息地的平衡關系，更有利于保護動物。”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野生動植物管理處處長王維勝在新聞發布會上有這樣的解釋。
“適度狩獵”的概念看起來合情合理：在自然環境中，如果一個物種數量“過度”，給一個區域的生態環境或者其他動物的生存帶來壓力和威脅時，如果用獵殺的辦法調節一下物種數量，于這個物種本身和環境都有好處。
但正是這個“合理”的理由遭到了最多的批評，不論普通公眾還是動物保護專家，都向主管部門拋出了一個問題：誰能給出一個物種數量“過度”的依據？
“野生動物一個種群，達到多少數量，才能安全地世代繁衍，本身就是學術界分歧很大的問題，沒有公認的評判標準體系，能夠劃定某種動物達到多少數量就不再需要特別的保護，所以，也沒有人知道究竟種群數量達到多少才算‘過度’。”季洋（化名）對記者說，他是北京市一所高校動物保護專業的研究人員。
“如果要達到‘適度狩獵’的理想狀態，退而求其次，我們需要知道一個野生動物物種數量動態消長的數據。一個物種在短時間內數量增長特別快，也許我們可以進行適當的狩獵，但問題是，要得到這個動態數據非常困難，國內并沒有完善的監測系統能夠提供這個數據。”季洋提出兩個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與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呂植的觀點類似。
“我們國家野生動物現在究竟怎么樣了，是多還是少，哪種多哪種少，現在仍然是一筆糊涂賬。”呂植因從事大熊貓的研究和保護，獲得過很多國家級殊榮。在參加網易的訪談節目時，她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打獵這個事情的存在有其合理之處，但必須有前提。我們的動物是不是真正多了？我沒有看到要拍賣的究竟是哪些物種，每種有多少只，數字沒有公布。”
呂植的意見得到了很多網友的支持，“適度狩獵”的概念，在專家眼中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昂貴的調查
野生動物調查是一項“奢侈”而艱苦的工程。每調查一個物種，調查人員用于交通、野外考察服裝、儀器設備、野外生活用品上的花費，不會是一個小數字。調查某一物種在某一局部地區的分布及種群情況可能就花費幾萬元。
除此之外，野生動物調查是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需要大量專業調查人員，在一些調查中，調查員并不能看到動物，而是通過動物留下的痕跡，如羽毛、糞便、足跡來判斷數量。“調查員必須既有專業知識，又要有野外調查的經驗，非專業的人，不能勝任這樣的工作。”
生活在廣袤自然界的野生動物千差萬別，不同的物種的調查方法可能并不相同，不同季節調查同一物種的方法也會有不同。調查人員必須充分熟悉調查對象的習性，掌握足夠的技術，更需要足夠的耐心。
例如，貓科、犬科、鼬科、兔形目及嚙齒目的一些獸類生活在洞穴中，調查人員可以采用獸穴統計來測算數量；但獸穴通常是較隱蔽的，在我國北方最好的尋找季節是冬季。調查人員在找到洞穴后還要判別洞穴是居住洞還是棄洞。“通常居住洞在冬季有水汽冒出，或洞口有結霜，夏季則氣味較大，洞口也常有動物的足跡和糞便等。”專門教授野生動物調查技巧的資料里，列舉了不同物種的調查方法。
“有的調查還要挑選時間，因為一些動物可能只在夜間活動，有的具有季節性，冬天可能就冬眠了。”季洋說，調查一種動物有時需要耗時數年。
一次普查尚且如此困難，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長期跟蹤監測其野生動物數量的動態消長，更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野生動物資源監測主要包括監測動物種群數量的變化和棲息地變化，但實際監測內容應根據監測對象的特征來確定，例如包括孵化率、出生率、死亡率等項目的監測。
站在野生動物保護的角度，動物數量的動態消漲數據，是“適度狩獵”的依據，但現實中，得到這個數據代價昂貴。
多少才算多？
一種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達到多少，才“夠”？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位動物保護專家給出的答案，讓多數同行贊同。
為了研究種群存活的最低條件，研究者提出了多種概念，“有效種群”和“最小可存活種群”是應用最為廣泛的兩個概念。其中“最小可存活種群”是種群生存力分析方法得出的主要結論，它表示種群以一定概率存活一定時間的最小種群大小。如果一個種群達到這個“臨界值”，它就有走向滅亡的危險。
最初的研究認為，存活時間為１００年以內的種群，有效種群大小不小于５０。存活時間超過１０００年的種群，有效種群大小應該是５００。一位動物保護專家告訴記者，這兩個數字公布后，一直就充滿爭論。兩個數字被人們叫做“神秘數字”，因為不同種群的特性和遺傳能力的不同，以及它們棲息環境的不同，使得不可能得出一個適合于所有物種的“最小可存活種群”標準。
人類社會越向前發展，我們對野生動物的距離必定越來越遠，只有像大熊貓一樣，棲息在特定區域內，數量極其稀少的瀕危動物，我們才有可能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確切信息。對于大多數野生動物來說，即便是不遺余力地投入資源進行野生動物調查，我們也只能模糊地判斷野生動物面臨的危險。
所以，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專家們都愿意把情況猜想得嚴重一些，他們根據不完全的信息制定野生動物保護的措施，而不是等到得到確切數據后再開展保護，因為任何人都知道，“等待搜集到足夠的信息再行決策時將會錯過決策機會。”
劃分物種的瀕危等級，是目前各國都在采用的保護野生動物的有效方法。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制定的物種瀕危等級，是權威的物種瀕危等級分類方法之一。
在中國，１９８８年頒布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使用了兩個保護等級。中國特產稀有或瀕于滅絕的野生動物列為一級保護，數量較少或有瀕于滅絕危險的野生動物列為二級保護動物。
其中規定，由于科學研究、引種馴化等目的需要獵捕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時，需要經過國家野生動物主管部門批準。由于科學研究、引種馴化等目的需要獵捕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時，需要經過省級野生動物主管部門批準。
缺口打開以后
和世界各國一樣，《野生動物保護法》頒布１７年以來，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保護野生動物，但人類活動還是在影響著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讓它們時刻處于危機之中。
調查數據更能說明問題。國家林業局（林業部）１９９５年啟動的首次全國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選擇２５２種野生動物作為調查對象，首次掌握了１９１個物種的基礎數據和６１個物種的種群動態。這２５２種野生動物主要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物種，我國加入的其他公約或協定中規定保護的物種，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和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環境指示種及生態關鍵種。
在被調查的７８種獸類中，調查結果表明，普氏原羚、白頰長臂猿、貂熊、亞洲象等１６種動物的數量不足１０００只。其中的東北虎僅存約１４只，白頰長臂猿僅存１６５只，亞洲象僅存１８０頭，雙峰駝、野牛的數量也不足５００頭。種群數量超過１０萬只的獸類僅１５種，主要是巖羊、野豬、狍、喜馬拉雅早獺、灰旱獺等草食性動物。
這次調查表明，在有數據可供對比分析的６１個物種中，種群數量下降的２７種，占可對比分析物種的約五分之一，占所有調查物種的十分之一。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群數量下降趨勢明顯。
“通過多年積極保護，尤其是《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以來，部分野生動物的資源數量趨于穩定并有所上升，但一些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特別是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已經明顯下降。”調查報告中這樣總結。
幾乎所有專家都承認，人類出現以后，特別是人類人口急劇增加以后，物種滅絕的速度被大大加快了。在人類出現以前，物種的滅絕與物種形成一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兩者之間處于一種相對的平衡狀態。
以哺乳動物為例，在１７世紀，平均每５年有一個物種滅絕，到２０世紀則平均每２年就有一種動物從地球上消失。以整個生物界而論，物種滅絕的速度已比原來的自然過程加快了約１０００倍。
反對拍賣狩獵權的人擔心，一旦打開狩獵野生動物的缺口，合法和非法的野生動物獵殺，將給本已危機四伏的野生動物家園，帶來更加致命的威脅。更多人提出，即便要通過人為干預調節物種平衡，也許有更加科學的方法可以代替獵殺。
呂植教授舉了尼泊爾犀牛的例子。在尼泊爾一個保護區中，犀牛數量增加，當地人花錢把犀牛挪到犀牛原來的棲息地，這些棲息地上本來已經無法找尋犀牛的蹤影。
即便不被賦予“狩獵權”，人，也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動物最后的天敵。人“文明”而區別于動物很久以后，當野生動物生存岌岌可危時，我們才開始用禁殺的辦法來保護它們，即便如此，保護的成果并不能讓人樂觀。“有償狩獵”的慢車一旦啟動，風險也隨之而來——誰也無法預測，它是否會超速和變道，最后橫沖直撞起來。
來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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