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們對“除四害”有“微詞”，恐怕最主要的是對當時麻雀的錯誤態度。
1955年，有農民反映，麻雀禍害莊稼。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找到中科院前任動物所副所長錢燕文咨詢，錢回答，我們對麻雀的食性還沒有系統研究過，不敢肯定是否應當消滅麻雀。但幾天后，毛澤東親定的“農業40條”(即《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的第27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由此，麻雀與其他“三害”一起，被判極刑。
當時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筆賬：每只麻雀吃的糧食，秋收季節每天4兩，就是說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糧，在“以糧為綱”的當時，這筆賬算下來，麻雀就成了人的“天敵”。而捕殺麻雀，還可作為農民的副食品，有地方專門收購，每只一分多錢，這可以增加農民收入。
為了麻雀，鳥類學家鄭作新和同事們走遍河北昌黎果產區和北京近郊農村，采集848只麻雀標本，逐個解剖嗉囊和胃部，最后的結論是：“冬天，麻雀以草籽為食；春天養育幼雀期間，大量捕食蟲子和蟲卵；七八月間，幼雀長成，啄食莊稼；秋收以后主要吃農田剩谷和草籽。總之，對麻雀的益害問題要辯證地看待，要因季節、環境區別對待。”《人民日報》發表了鄭作新的考察成果。但當時為麻雀翻案的聲音非常微弱，沒有引起注意。
現在看來，當時對麻雀的“剿殺”的確過分，甚至可說殘酷。朋友們說起當年打麻雀，都各有高招兒，馬尾套、鐵絲夾、籠子捉、篩子扣、彈弓打、膠沾；用手電夜里照，麻雀見強光，睜不開眼，只要不驚動其他麻雀，就可一一捉到；用大網扣：網張開，里面放兩只麻雀，網外放一只喜鵲(都用繩拴住)，招來大批麻雀以后，一拉網繩全部擄獲。
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報》有一篇描寫北京滅雀的文章，讀起來驚心動魄，極為慘烈：
1958年4月19日，從清晨5時開始，北京布下天羅地網，圍剿“害鳥”——麻雀。全市300萬人民經過整日戰斗，戰果極為輝煌。到19日下午10時止，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19日清晨4時左右，首都數百萬剿雀大軍拿起鑼鼓響器、竹竿彩旗，開始走向指定的戰斗崗位。830多個投藥區撒上了毒餌，200多個射擊區埋伏了大批神槍手。5時整，當北京市圍剿麻雀總指揮王昆侖副市長一聲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里，立刻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槍聲轟響，彩旗搖動，房上、樹上、院里到處是人，千千萬萬雙眼晴監視著天空。假人、草人隨風搖，也來助威。不論白發老人或幾歲小孩，不論是工人、農民、干部、學生、戰士，人人手持武器，各盡所能。全市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麻雀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轟趕的麻雀在天羅地網中到處亂飛，找不著棲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轟入施放毒餌的誘捕區和火槍殲滅區。有的吃了毒米中毒喪命；有的在火槍聲里中彈死亡。
為了摸清“敵情”，圍剿麻雀總指揮部還派出30輛摩托車四處偵察。解放軍的神槍手也馳赴八寶山等處支援殲滅麻雀。市、區總指揮、副指揮等乘車分別指揮作戰。
在天壇“戰區”到處是鞭炮和鑼鼓聲，30多個神射手埋伏在殲滅區里。他們一天之中殲滅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東鐵匠營鄉承地生產站的毒餌誘撲區，在兩個小時內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區陶然亭一帶共出動了2000居民圍剿麻雀，他們把麻雀轟趕到陶然亭公園的殲滅區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餌區里，在大半天時間里，共消滅麻雀520只。在海淀區玉淵潭四周十里的范圍內，3000多人從水、旱兩路夾攻麻雀。人們從四面八方把麻雀趕到湖心樹上，神槍手駕著小船集中射擊，只見被打死和疲憊不堪的麻雀紛紛墜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擊隊到樹林、城墻、房檐等處掏窩、堵窩、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養精蓄銳，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戰斗。
慶幸的是，情況終于有了變化。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就麻雀問題寫了一份報告，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于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于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兩天后，毛澤東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
196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
從此，麻雀獲得平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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