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答記者問
2005年12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導我國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一份綱領性文件。如何準確理解和把握《決定》的精神實質？日前，國家環保總局周生賢局長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遼寧省棋盤山風景區由于環境適宜，許多白鷺在湖邊、沼澤里悠閑覓食。新華社發 廣西桂林市十分重視對環境的綜合治理，漓江已成為國內水質狀況最好的城內河段之一。 新華社發
環境保護，擺上更加突出戰略位置
記者：《決定》的發布是我國可持續發展進程中的一件大事。請您談談《決定》出臺的背景及重要意義？
周生賢：《決定》是黨中央、國務院深刻分析新世紀新階段的形勢和任務作出的重大決策。它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決定》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
《決定》是科學發展觀在環保上最重要、最集中的體現。《決定》全面提出了在環保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任務。首先，努力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是以人為本在環保領域的集中體現；其次，集中力量解決城鄉、區域的突出環境問題，有利于“五個統籌”，將有力地促進全面、協調發展；《決定》還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之中，有利于可持續發展。
《決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本世紀頭二十年既是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矛盾凸顯期”，更是人與自然矛盾最突出的時期。《決定》站在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要求“痛下決心解決環境問題”，體現了以污染治理化解環境壓力、以資源節約優化經濟發展、以環境友好促進社會和諧的總體思路，充分表明了黨和國家保護和改善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強烈政治意愿。
《決定》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環境保護的戰略決策。黨和國家歷來重視環境保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更是把環境保護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擺上十分突出的戰略位置。《決定》的發布，充分展示了黨中央、國務院從容應對國內外復雜形勢的執政能力，展示了改善環境質量、實現科學發展的堅定決心。
記者：您認為學習貫徹《決定》，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
周生賢：學習貫徹《決定》，首先就要明確一個思路：就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舉全局之力，圍繞七項重點任務，全面推進重點突破，下決心切實解決突出的環境問題。
《決定》確定了七項重點任務：以飲水安全和重點流域治理為重點，加強水污染防治；以強化污染防治為重點，加強城市環境保護；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重點，推進大氣污染防治；以防治土壤污染為重點，加強農村環境保護；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重點，強化生態保護；以核設施和放射源監管為重點，確保核與輻射環境安全；以實施國家環保工程為重點，推動解決當前突出的環境問題。這七項重點任務有四個鮮明特點：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將保障人民群眾健康、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將污染防治作為重中之重，將保障飲水安全作為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務。二是堅持為科學發展保駕護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歷史任務。《決定》第一次將農村環保作為環保工作的重點，要求著力解決土壤、農業和村鎮污水、垃圾污染，推進生態農業發展，促進農民生活質量提高、鄉村環境整潔。三是拉動經濟，擴大就業。實施國家環保工程，不僅可以推動解決當前突出的環境問題，而且能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形成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四是堅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積極穩妥，完成環境保護目標
記者：“十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令人遺憾的是環保目標沒有完成，因而未來的環保目標成為全社會和環保系統高度關注的問題，您認為應該如何認識《決定》確定的目標？
周生賢：確定環境保護目標，既要積極，又要穩妥。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面臨著三大矛盾：實現全面小康目標與環境容量約束的矛盾十分尖銳，人民群眾環境需求日益增長與環境形勢日益嚴峻的矛盾十分突出，環境保護任務日益繁重與當前環境管理嚴重滯后的矛盾十分明顯。確定環境保護的目標，必須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環境各個方面的因素，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堅持社會需求與經濟承受能力相一致，堅持環境保護的緊迫性與改善環境質量的長期性相統一。
未來15年，是我國加快城市化的重要時期，是基本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時期，是環境壓力最大的時期，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時期。《決定》提出，到2010年，重點地區和城市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遏制；到2020年，環境質量和生態狀況明顯改善。這是一個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水平相協調的目標，這個目標充分體現了國家的決心、人民的意志和時代的要求。
記者：您多次強調，做好環保工作，必須學會處理各種復雜的關系。您認為，學習貫徹《決定》，最需要把握的關系是什么？
周生賢：就是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關系。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必須依靠發展。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增強環境保護的物質基礎。讓經濟發展停下來，搞環境保護是行不通的。但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絕不能以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盲目發展，否則，資源將難以為繼，環境將不堪重負，人與自然的嚴重失調必將危及社會穩定和諧，甚至影響文明的進程。
記者：去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決定》又明確要求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您認為，應該如何完成這個任務？
周生賢：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環境友好的初級階段是理念，中級階段是任務，高級階段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十一五”期間，應從三個方面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一是在發展模式上，由以環境換取經濟增長向以環境優化經濟增長轉變。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將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用科技和人力資本替代自然資源消耗，建立環境代價最小、最珍愛環境的社會體系，實現由環境污染激化社會矛盾向環境友好促進社會和諧的轉變。二是在空間布局上，將經濟發展與環境承載能力相統一，形成各具特色的發展格局。《決定》強調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不同要求，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制定不同的發展方向和環保目標，充分體現了區域環境承載能力的差異。三是切實加強環境保護，堅決完成“十一五”環保任務。這三者互為一體，缺一不可。
強化措施，建立環保長效機制
記者：環保進入全面推進重點突破的新階段，在指導方針上應該著力強調什么？
周生賢：堅持“預防為主、保護優先、綜合治理”的方針。堅持“預防為主、保護優先”，就是要將防止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產生作為環境保護的首要使命，把防范范圍由建設項目擴展到宏觀經濟發展的源頭，由投資領域擴展到消費和對外貿易領域，由生產領域擴展到消費領域，構筑全方位的環境防范體系；同時，通過保護和治理生態，提高對環境污染的承載能力。“綜合治理”，一方面要以工程措施帶動環境治理。《決定》從我國環境欠賬多、監管能力弱的實際出發，確定以大工程帶動快治理，實施八大國家環保工程，為解決突出的環境問題提供了物質保障。另一方面要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決環境問題。
記者：環保部門為貫徹落實《決定》，應該在哪些方面著力加強？
周生賢：適應新形勢，必須下大氣力辦好兩件大事：就是要建立先進的環境監測預警體系和完備的環境執法監督體系。
環境監測是環境管理的耳目，是環境執法的標尺。目前，環境監測嚴重滯后，制約著環境保護水平的提高。要集中力量加強先進環境監測預警體系建設，做到數據準確、傳輸及時、方法科學、代表性強。要切實提高對突發性環境事件的預警能力。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執法是依法保護環境的手段，是依法保護環境能否落實的關鍵。要落實《決定》提出的執法任務，必須建設完備的環境執法監督體系，做到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力、高效運轉。
記者：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形勢，日益繁重的環保任務，環境保護工作應該重點強化哪些措施？
周生賢：學習貫徹《決定》，必須強化十項措施，建立環境保護長效機制，確保“十一五”環保任務的完成。
一是完善環境管理體制。《決定》從系統性出發，在橫向上要求積極探索提高管理效力的管理方式；從跨界性出發，在縱向上要求建立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
二是完善環保投入機制。“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是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環境保護又是一項公益事業，政府、企業、社會必須共同加大環保投入。《決定》對政府投入的范圍做出界定，要求加大政府的資金投入，從根本上解決環保部門“收支兩條線”的問題，引導社會資金參與城鄉環保基礎設施和有關環保工作投入。
三是建立健全環境法律法規、標準和經濟政策。“小智理事，大智用人，睿智立法”。立法是依法保護環境的根本。現在，我國已經有9部環保法律，50多項行政法規，200多件行政規章和規范性文件，500多項環境標準。《決定》強調要作出加大對違法行為處罰的規定，賦予環保部門責令嚴重污染單位限期治理和停產整頓權限，要求科學確定環境基準，努力使環境標準與環保目標相銜接。
四是依靠環境科技進步。《決定》從環境戰略研究、環境應用科技、環境標準研究三個方面，指出了環境科技的發展方向。我們要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選擇一些具有一定基礎和優勢、關系可持續發展事業全局和國家環境安全的關鍵領域，集中力量率先突破。
五是加強環保隊伍和能力建設。《決定》的發布，對各級環保隊伍和能力建設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要按照“思想好、作風正、懂業務、會管理”的總體要求和“工作高效率、服務高質量、對自己高標準”的“三高要求”，全面加強機關思想、作風、組織、業務、制度“五大建設”。
六是加強社會監督。《決定》對擴大環境信息公開范圍、健全社會監督機制作出了一系列規定，為加強社會監督創造了有利條件。
七是擴大國際環境合作。《決定》對做好對外環保宣傳、加強國際環境履約、推進國際環境經濟技術合作、防范環境風險等提出了一系列明確要求。
八是加強環保宣傳。《決定》將環境宣傳教育作為實現國家環保意志的重要措施，要求營造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輿論氛圍，提高全民保護環境的自覺性，把環境保護辦成全民族的事業。
九是加強對環保工作的領導。《決定》規定，要研究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把環境保護納入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堅持和完善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實行評優創先環保一票否決，建立環保工作獎懲、問責和責任追究制度等。
十是健全環境保護協調機制。《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各有關部門的環保職責和協調形式，為形成部門聯動、共同推進的協作局面奠定了基礎。
環保工作，機遇與挑戰并存
記者：請問最后一個問題，完成《決定》確定的各項任務，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
周生賢：可以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困難與希望同在。作這樣的判斷基于兩點：一是我國正處于環境壓力最大的時期；二是環境保護事業正處于大發展的黃金階段。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環境形勢相當嚴峻，表現在“三個高峰”同時到來：一是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時期已經到來，未來15年將持續存在；二是突發性環境事件進入高發時期，特別是污染嚴重時期與生產事故高發時期疊加，環境風險不斷增大，國家環境安全受到挑戰；三是群體性環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趨勢，污染問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導火索”。
同時，我們更要看到，環境保護事業發展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一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環境保護，為做好環保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各地各部門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將從根本上改變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的傾向。三是國家加快經濟結構優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環境問題、化解布局性環境風險找到了出路。四是國家把發展能源資源和環境保護技術放在自主創新的優先位置，將為走出“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的困境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持。五是國家將環境保護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為解決農村環境的“老大難”問題創造了條件。六是全民環境意識顯著提高，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熱情日益高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群眾基礎不斷增強。
文/本報記者 梁沂濱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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