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淖爾，蒙語意指七個湖。
但多倫境內并不止七個湖泊。作為僅占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面積1.9%的一個縣，多倫擁有河流47條，大小湖泊62個，地表水流量占到了全盟的一半。
清嘉慶《木蘭記》碑曾載：“群山分干，眾壑朝宗，物產富饒，牲獸蕃育。”所描述的木蘭圍場位于今日多倫縣東部地區。事實上，多倫還是“引灤入津”工程的灤河源頭。
9月15日，一個主題為“荒漠化防治與生態恢復”的國際會議在此召開。與會人士看到，一望無際的原野，起伏的綠色中夾雜著點點黃斑，卻見不到潔白的羊群。
黃斑是荒漠化治理未盡的痕跡。多倫縣地處中國四大沙地之一的渾善達克沙地南緣。2000年衛星遙感圖片調查顯示，該縣風蝕、水蝕和沙化面積達全縣總面積的89%.而多倫距北京不過180公里，海拔卻高出1100米，狂風攜沙兩個小時即可抵京，故被稱為“懸在北京人頭頂的一個巨大沙盆”。
2000年6月起，多倫啟動環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
“2003年底，我們實行了全年禁牧。”多倫縣林業局副局長辛玉君說。
來自多倫縣政府的統計顯示，目前該縣治沙項目區植被覆蓋率由2000年的不足30%提高到70%，沙塵天氣由2001年的14天減少到去年的4天。
在此次會議上，如何保證治沙工程可持續發展，以及解決生態恢復與農牧民收入的矛盾，成為熱點話題。
被黃沙掩埋的村莊
9月15日，黑山咀鎮新民村。幾間衰敗的民房稀稀拉拉，已看不出村落的模樣。
“新民村”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曾經的居民均已“移民”。
其間一處破敗的瓦房，泥抹的屋頂已塌掉一半，張著大口朝向天空。雜草順著屋后的沙堆蔓上房頂，屋后當年栽下的木質電線桿，如今長成了一棵蔥郁的楊樹。趙成祥一家，曾三代定居此地。
一位村民回憶，原來的新民村曾有條湖彩河（音）流過，山高粱、山竹子遍地生長。
“（上世紀）80年代，政府號召發家致富，鼓勵多養牲畜。”現年72歲的老趙說，初始時，他家只有10來只羊，后來一年比一年多，最后達到170只。但他家六口人共有不到40畝地。
羊多草少，挨餓的羊往往連吃帶刨，草根也未能幸免。一位村民介紹，地皮因此被嚴重破壞，沙地裸露，起風后就會出現強沙塵天氣。
“以前雖然也會起風沙，但不大。”老趙介紹，風沙一年一年變得嚴重起來，草料也越來越不夠用。不得已，他將羊全部賣掉，換成10來頭牛。但5年后，牛的數量增加到70頭。
1999年春天，趙成祥見識了一場從未見過的大風。接連三天，風沙遮天蔽日，大白天里也要點燈。“這風有外號叫‘風三’，一刮就是三四天，好上一兩天后，又會再來。”老趙說，“地種不成，牛也養不成了。”刮風間隙，老趙會趕著牛群去吃草。但這時候村子周圍遍布黃沙堆，綠地難覓。
“冬天吃不上草，春天刮風沒法放牧，家中草料不夠，所以每年都會有牛死去。”趙說。
春夏之交是每年風沙肆虐的時候。“刮一宿風，沙子會在門前積一尺高，第二天早上便無法打開門。”屋前每天會有人打掃，后門卻無人顧及，沙越積越高。到2001年，沙堆一直埋到老趙家兩米來高的后墻，躥上了屋頂。無奈之下，老趙只能選擇搬家。
在此之前，老趙已有過兩次類似的搬家經歷。第一處院子住了18年，第二處院子住了9年。與前兩次有所不同，老趙第三次搬家是在政府的統一規劃下進行的。
“移民”新村
一方小院，三間瓦房，三間牛棚，院內還有一口水井和一個3米見方的青儲窖，趙成祥的這個新家共400多平米。
2001年10月，老趙第三次搬家，從多倫縣黑山咀鎮新民村搬到15里外的新倉村。與趙家一樣，新倉村同樣移民而來的300余戶居民，家家戶戶均為類似的院落格局。遠望過去，一片如棋盤般規整的紅瓦房坐落在土坡下的平地。
與前兩次搬家不同，新倉村由多倫縣政府統一規劃建設，謂之“生態移民”。2000年至2005年9月，多倫縣黑山咀鎮等6個嚴重沙化鄉鎮40個自然村整體搬遷，共移民1552戶，7322人。
舉家搬遷的同時，老趙原有的近40畝地退耕還林。
作為補償，全家每人在新村分得了水土資源相對較好的二畝土地。
“多倫共有7萬多名農民，已退耕還林44萬畝，現在已達到人均6畝多，我們的目標是人均10畝。”多倫縣治沙辦副主任石俊峰說。
2000年，多倫開始季節性禁牧，2003年11月實行全年禁牧。老趙賣掉原先散養的肉牛，貸款購買兩頭奶牛，土地則用來種植玉米等。
趙家生產方式從此改變，即放棄原來賴以生存的種地及畜牧，變為現在的養奶牛，另依國家規定獲得退耕補貼。
資料顯示，至2005年，國家財政在多倫已累計投入近1.37億元，其中京津風沙源治理投入8814萬元，退耕還林補貼3525萬元，禁牧補貼1330.45萬元。
在9月15日召開的“荒漠化防治與生態恢復”會議上，秋長珉博士以多倫為例探討了當地的生態恢復和住民參與情況。這位來自韓國的研究員認為，由于多倫的特殊地位和機遇，其荒漠化治理受到了政府的極大重視。
總理的指示
9月15日上午，多倫縣上都河鄉，扦插在沙梁上的黃柳，已長成一米多高。
“這里當時全是沙梁，大風一刮，沙塵四起。”多倫治沙辦副主任石俊峰在一片網格中說。
黃柳網格的作用是防沙。每個網格60公分見方，中間是可見的明沙和自然生長的植被。“地下面，黃柳的根長在一起，現在沙地70%被植被覆蓋，再刮風也不會起沙了。”石俊峰介紹，達到這一效果，花了三年時間。
2000年的衛星遙感圖片顯示，全縣風蝕、水蝕、沙化面積達89.2%，其中嚴重沙化面積共1400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37%. 2000年4月6日，北京遭強沙塵暴襲擊。據當時的報道，全城天昏地暗，遮天蔽日，高樓“消失”，航班延誤。
當年北京共出現13次沙塵天氣。
另一個數據顯示，多倫年平均土壤流失達1700萬噸，即全縣面積3毫米厚的表皮隨風飄散到京津地區。
以每車10噸計，相當于每年有170萬輛卡車在多倫滿載沙土，不分晝夜地運到京津地區大街小巷。
多倫縣城南3公里，1號沙帶，南沙梁。2000年5月12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專程至此視察沙化情況。
“當時這里滿目荒漠，幾乎看不到什么綠色植被。”石俊峰介紹，考察之后，朱镕基總理作出“治沙止漠刻不容緩，綠色屏障勢在必建”的指示。
隨后，由國務院批復的“環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緊急啟動。該工程西起內蒙古達茂旗，東至河北平泉縣，南起山西代縣，北至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東西橫跨近700公里，南北縱跨近600公里，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五省區市75個縣（旗、市、區）。
石俊峰介紹，2000年6月起，多倫陸續啟動環京津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禁牧舍飼及生態移民等工程，開始了對日益嚴重并威脅京津的荒漠化的治理。
國家林業局治沙辦工程管理處處長白建華介紹，從國家的現行補助政策來看，經濟林補助5年，生態林補助8年。此外，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建設期持續到2010年。
在此背景下，治沙可持續政策成為當地百姓最關心的問題。
老趙的經濟賬
每天清晨6點，老趙將家中的兩頭奶牛趕到新倉村的奶站，由奶站統一機械擠奶，并壓入冷藏罐。晚上7點，同樣的工作會重復一遍。
這兩頭奶牛，每天可產奶30斤。由此，養奶牛每年為趙家帶來純收入近6000元。
今年趙家退耕還林地達到人均6畝，國家每畝補貼糧食200斤（折合人民幣140元）、現金20元錢，趙家每人可獲補貼近千元。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趙家六口人均年收入在1800元左右。
老趙說，搬家前散養70頭牛時，每年要花費近2萬元草料費，賣掉10頭牛也只能得到2萬余元，其收入主要依靠每年肉牛數量的增長。
“‘家產萬貫，帶毛的不算’，一旦春天沒草餓死了，就什么也撈不到。”2000年老趙一股腦兒賣掉了47頭牛，得到6萬多元，這是他養牛多年的凈收入，折合起來每年收入萬余元。
保護草原聯合工作委員會主任陳繼群認為，牛羊數量跨躍式增長的后果就是土地荒漠化。他以趙家為例說，當時趙家共有70頭牛，一只羊需要大約20畝的草場，一頭牛相當于5只羊的食草量，僅70頭牛就需要近7000畝草場。而當時趙家不足40畝地。
58歲的陳繼群曾作為知青，在錫林郭勒盟最北端的東烏旗工作過13年。保護草原聯合工作委員會是他與“自然之友”共同成立的民間組織。
當地統計數據顯示，1999年全縣大小牲畜共計60萬頭（只），為1950年的30倍。牛羊增多的直接后果是草場嚴重超載，草被牛羊啃光，加上濫墾亂伐，荒漠化日益嚴重。自2000年啟動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后，當地的沙塵天氣已由2001年的14天減少到去年的4天。
“雖然與原來相比收入略有下降，但生存環境有了改變。”站在被黃沙掩埋的老屋旁，老趙承認原來的過度畜牧是“花爹娘的錢，吃子孫的飯”。
不過，老趙同時也擔心，8年之后一旦國家不再提供退耕還林補貼，家庭的逾半收入將再次失去著落。
兩難處境
“如果停止補貼，現在的幾畝地無論是種地還是養牛都不夠。”陳繼群認為，國家財政不會永遠補貼下去，如何在未來使老百姓既無生活之憂，又能保持生態，應有預警機制。
這顯然不只是多倫一縣所面臨的難題。2004年四川省農調隊一次調查表明，補助期滿后農民的生計，成為較突出的退耕還林后續性問題之一。
趙成祥表示，國家補貼取消后，家里所種的30畝經濟林會帶來部分收益，而有補貼的這幾年里，養奶牛也帶來一定積蓄。
秋長珉博士擔心，2008年停止補償后，為了維持收入水平，剛剛好轉的生態環境將重新面臨壓力。他認為，防治荒漠化及生態恢復不是8年時間能完成的工程，需要百年乃至更長時間。
陳繼群則建議，政府應提高農民本身自力更生的能力，賦予農民使用草場的權利，但同時也應用政策制約他們以保證草場不能超載。
多倫縣委副書記張凱告訴記者，解決生態恢復和農牧民收入兩難問題的渠道有三：一是改變農牧區生產方式，由此降低對國家的依賴度；二是將經濟林發展成為收入來源之一；三是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地方也可以對農戶進行部分補貼。
但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多倫在短時間內實現第三條并不現實。以2003年財政數據為例，該縣實際可用財力7156萬元，其中本地財政收入僅1446萬元，上級補助占到5741萬元。
參加9月15日國際化會議的全球環境研究所鐘雅薇女士認為，可持續牧區發展與草原生態的恢復中，可以考慮生態畜牧業、有機種植業及草原旅游等項目。
今年3月16日，多倫縣旅游部門從縣文體局剝離，成為獨立的政府機構。“在生態好轉之后，我們將嘗試保護性的旅游開發。”上任不久的旅游局副局長馬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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