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推動環保事業，輿論監督功不可沒
嚴循東 2007年4月28日
潘岳說：“從政之后，我多次被媒體在某些細節上“修理”或“誤會”過，但后來都解釋清楚了。從這點來說，政府官員要有點承受力。媒體作為輿論的代言者，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應該對自己說出的話負責。在輿論監督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對媒體的職業道德、公信力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
要讓輿論監督發揮作用，信息的公開是關鍵。媒體和政府有時發生沖突，恰恰就在信息公開上。比如在環保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會本能地“捂蓋子”，而媒體和公眾卻需要知道有關環境評估的事實信息。信息公開了，才能保證公眾的知情權，便于輿論監督。以下是對媒體對潘岳采訪的整理記錄。
信息公開，有助于公眾監督政府
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政府建立起一套開放透明、能夠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公眾參與機制。政府部門的信息和政務公開，是公眾有效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前提和基礎。國務院新近頒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是出于這樣的目的。它一方面有助于公眾監督政府，另一方面有助于公眾參與有關公共問題的治理，從而促進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理解。隨后，我們發布《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就是要率先進行這一實驗。
實際上，信息公開一直是環保總局的工作重點。2004年6月，《環境保護行政許可聽證暫行辦法》發布；2005年4月，第一個完全公開的聽證會——“圓明園防滲工程聽證會”召開；2006年2月，中國環保領域第一個部門規章——《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出臺。去年一年，因信息公開不符合要求等原因，環保總局對總投資達1600億元的43個火電、化工、公路、鐵路類項目的環評文件不予受理。
推動環保事業，輿論監督功不可沒
從環保部門的角度來看，媒體的批評和監督，正是公眾關注環保和參與環保的表現。中國環保事業的發展，經歷了由觀念轉變到利益博弈的歷史過程。在這兩個階段中，新聞媒體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動力。毫不夸張地說，新聞媒體是中國環保運動的真正推手。
在過去經濟發展“唯GDP論”思維主導下，雖然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中國發展過程中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環保并沒有成為公共視野中的熱點話題。2005年，環保總局推行第一次“環評風暴”，叫停了上千億元的違規項目。新聞媒體的大規模跟進報道和熱烈討論，引起了社會各界對環保問題的重視，使環保議題從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邊緣話題”變成了“核心話題”。可以說，在促使從上到下的觀念轉變過程中，新聞媒體發揮了首要作用。
正是在媒體的關注之下，環保成為公共輿論中的焦點問題。與此同時，由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長的政績觀和不法商業利益的畸形結合，成為破壞環境的重要因素。中國的環保事業，已經從一個觀念轉變階段發展到利益博弈階段。
在這一階段，媒體的有效監督，相關信息的大量披露，以及公眾的積極參與，都成為大大促進環境保護的力量。這些力量的匯聚，使我們這些環境監管機構的執法更加有效。例如，2005年的圓明園防滲聽證會，今年年初的“區域限批”和“行業限批”。在新聞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一些違規的項目和企業很快進行了整改。
信息會越來越公開，輿論監督會越來越重要
我做過7年記者，也曾擔任報紙的副總編輯，深知媒體從事輿論監督之艱難。作為社會的報道者，新聞的本質要求記者和媒體必須忠于事實、客觀報道。但是，新聞的即時性以及事件的不斷發展變化，使得新聞報道又是一個逐漸接近真相的過程。要求媒體所有的報道，都像專家學者那樣作出專業判斷、像法官檢察官那樣證據確鑿，是不可能的。
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說過一句話：媒體不是中紀委，不可能要求它的報道百分百準確。這話我很贊同。媒體在輿論監督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小失誤，或者細節上的失實，這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家媒體，能夠做到百分之百準確，從不出錯。
媒體的意義在于提出問題，如果提得不對，可以解釋，可以反駁，說清楚就行了。從政之后，我多次被媒體在某些細節上“修理”或“誤會”過，但后來都解釋清楚了。從這點來說，政府官員要有點承受力。但是，另一方面，媒體作為輿論的代言者，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應該對自己說出的話負責。在輿論監督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對媒體的職業道德和行業公信力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對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大政的重大問題的報道，媒體是不是應該履行更加嚴格的核實程序？發生了重大失實，是不是需要立刻更正？要使輿論監督有力量，媒體自身的公信力，起決定作用。
現代社會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必然會有多種意見和觀點的出現。政府和新聞媒體在反映這些意見和觀點的時候，出現不一致是正常的，因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關鍵是雙方要在一個寬容的氛圍中和法律的框架下，溝通歧見、贏得共識、達成良性互動。可以預測，在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信息會越來越公開，新聞媒體和輿論監督，將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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