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了未來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指標。
在“十五”計劃環境指標、能耗指標紛紛“落空”的背景下，這些指標能否實現？正在此間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這將是對政府“執行力”的一次重大考驗。
兩大指標“落空”
對提出的能耗指標，邱國義委員給予高度肯定：“但我們最關心的，不僅是能耗規劃指標所體現出來的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決心，更關注的是能否落到實處。”
擔心并非沒有理由。按照“十五”的能源計劃，我國能源消耗每年增長3.26%，單位GDP消耗比“九五”期末降低15%至17%。但是“十五”的實際情況是，能源消耗每年增長10%，每萬元GDP能耗比計劃指標上升了27%。
這叫人怎能不擔心？邱國義委員說，這給我們重要警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涉及多種因素，存在多種矛盾，絕非一紙令下就能立即落實。
“‘十五’計劃對環境的要求也基本落空了。”來自寧波的陳守義委員和邱國義委員頗有同感，“十五”計劃提出了環境目標——“城鄉特別是大中城市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改善。要抓緊治理大氣污染、水污染，‘兩控區’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要降低20%。”
但現實情況令人扼腕：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比5年前不降反升。三分之二城市人口生活在中度以上的大氣污染環境中。全國58%的河流水質處于中度或嚴重的污染，一半以上的城市市區地下水污染嚴重。
法太“軟” 腰不“硬”
每年發生環境污染事故高達1500至2000起，每年發生環境違法案件多達2萬多起……是什么造成這些事故和案件層出不窮？是什么導致“十五”能耗和環境指標紛紛“落空”？
專門就此進行調研的陳守義委員直言：布局性的環境隱患和結構性的環境風險，固然是我國進入環境污染事故高發期的客觀原因，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指標，把單純的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也是環境污染事件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之所以敢于置環保事業于不顧，恰恰是法律法規偏軟、環保執法腰桿不硬、企業違法成本太低和缺乏對有關官員的管理問責所導致的。”
陳守義委員舉例說明：
——由于懲戒力度小、缺乏現場強制手段，環保執法在我國屢屢遭遇“制度困局”。2003年，上海某化工廠以執法部門沒有直接證據為由，將上海市環保部門告上法庭。2004年山西、江蘇等12個省市發生暴力抗法事件120多起。
——違法成本遠遠低于守法成本。2005年某地一發電廠負責人甩出120萬元，拒絕環保檢查。2004年沱江污染損失兩個億，而最高處罰額度才100萬元。
——有關資料顯示，雖然每年環境違法事件多達2萬多起，但是近8年中，以破壞環境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僅有3起。“主要是執法不嚴。”來自企業的金志國代表實話實說，“現行法律缺乏責任追究機制。在經濟優先的指導思想下，不少地方政府對開發者和生產者違反環境保護法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指標之所以落空，正是因為缺乏強大的執行力的保障。” 陳守義委員分析說。
執行力從哪里來？
面對“十一五”的新挑戰，代表委員紛紛建議，必須大力增強“十一五”規劃的執行力，才能確保單位GDP能耗指標等一系列目標的實現。
對目前盛行的“環保風暴”和行政處罰，陳守義委員表示懷疑：“依靠一年一次的‘風暴’是無濟于事的，必須強化環境保護的執行力。”他建議建立環保問責制度，把環境保護納入領導干部的考核內容，對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必須依法追究有關官員和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
針對環保執法陷入制度困局，金志國代表建議，要調整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評價體系，建立包括環保指標、能源消耗指標在內的更為開放的區域社會指標體系。另外，要逐步修訂完善環境保護法，使之成為一部真正的環保大法，使環保執法的“腰桿子”硬起來。
“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其難度要比GDP增長20%大得多，將是對各級政府執行力的重大考驗。”邱國義委員建議給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算一筆細賬，進行分解，“動員和組織全社會力量來實現我們的目標，這應該是政府增強執行力的重要內容。算清楚了，知己知彼了，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法制、體制、機制三管齊下，強化政府的執行力。邱國義委員還建議，我國應該采取一系列措施，盡快建立全新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考核體系；將單位GDP能耗指標納入干部的政績考核體系；抓好鋼鐵、水泥等重點高能耗行業的節能；盡快出臺能源法等。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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