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14年，是中國殘障人事業發展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無論是政府層面對內調整，對外轉形，還是民間意義上的重大突破，以公約為準繩的殘障人權利框架，結合中國特色的殘疾人事業發展道路，在中國政府的頻頻動作中，初見端倪。我們搜集整理了在過去的一年里，政府層面提及頻次最多，公眾知曉度最高，對中國殘障社群有著重要影響的十個關聯詞，是回顧、記錄與總結，更是對未來發展脈絡的一次梳理與延伸。
壹‐基礎管理建設年
中國殘聯2014年3月3日下發《關于深入開展“基礎管理建設年”活動的意見》，確定2014年為全國殘聯系統“基礎管理建設年”。同時在全系統內開展“基礎管理建設年”活動，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也是自2013年9月中國殘聯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后，中國及各地方殘聯主席團、理事會換屆后，殘聯系統最大范圍的重大而具體的舉措。
從官方階段性總結中顯示，全國3345個縣級以上基本單位系統登錄賬號中已有3318個賬號填報數據，覆蓋率99%。值得關注的是，這是繼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之后最為全面的數據收集和統計工作，各項基礎數據的真實、準確、完整決定了未來可能的實際應用效果。
貳‐盲人高考
長久以來，由于缺乏正常的社會上升通道，中國的盲人一直是社會層面上的弱勢者，他們經過一整套近似隔離式的特殊教育體系，最后殊途同歸，即便是上大學學的多半還是按摩。
2014年的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中，教育部門首次使用盲文試卷為盲人安排了一場高考。對于中國高考制度而言，無疑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探索，它的破冰意義已經永遠的確立在中國殘障人權利發展的路徑上；另一方面，并不理想的考試效果，也為盲人群體在進一步爭取融合教育機會和改變其他群體對盲人教育的認知障礙留下了懸念。
叁‐國際交流
從2014年初，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出席索契冬季殘奧會開幕式，到4月在京分別會見美國國務院國際殘疾人權利特別顧問茱蒂斯·霍伊曼女士一行，6月率團出席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七次締約國大會，9月在京會見康復國際主席讓·曼斯貝肯先生一行，再到10月當選新一屆康復國際的主席。以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為代表的中國殘聯持續致力于推動中國在國際殘障人事務中的作用和地位。
政府層面，10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屆亞歐首腦會議第一次全會上提出建議：將殘疾人合作列入亞歐合作框架；之后在意大利米蘭，中國殘聯與意大利等多個國家的殘疾人事務機構發起以“加強亞歐國家在殘疾人領域交流與合作”為主題的殘疾人問題之友小組會議，并決定2015年，中國和德國將在北京共同舉辦首次亞歐會議框架下殘疾人事務高級別會議；11月中國北京主辦的APEC會議周期間，更是將殘疾人主題活動作為領導人會議的一個新增項目，成為會議周期間的一個新亮點。2014年度，中國殘障人事務的國際合作和交流推向高潮，參與殘障人事務國際合作的官員級別和頻率達到新的歷史高度。中國殘障人事務的發展在一系列國際交流中呈現，在新的國際視角下，國內殘障人狀況能否得到有效的促進成為了政府和民間的共同期待。
肆‐自強模范
2014年05月16日上午，習近平、李克強、劉云山、張高麗等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第五次全國自強模范。這是國務院殘工委、中國殘聯會同其他部門分別在1991、1997、2003、2009年后進行的第5次“全國自強模范”的評選活動，本屆人數167人。評選出的殘疾人授予“全國自強模范”榮譽稱號，享受省部級勞動模范待遇。
全國自強模范的評選是國家層面的殘障人形象塑造過程，評選“自強模范”成為各級殘聯、民政等部門的重要工作。歷次評選表彰都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見，受到表彰的“自強模范”會在全國、全省范圍內巡講，影響力巨大，很大程度上，殘障的社會建構來自這些自強模范，如何看待殘障人，也往往是指引社會政策制定的價值基礎。國家所塑造的殘障人自強形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強化“殘疾”是屬于個人問題的觀念。
伍‐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2012年正式提出的作為其最新組成部分的“中國夢”，繼續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實現途徑的重要地位，2014年，各行各業都掀起了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自己的具體行動。
在殘障領域，2014年8月，中國特色殘疾人事業研究重大課題啟動座談會在北京召開。11月，一年一度的殘疾人事業發展論壇將本年度主題定為“中國特色殘疾人事業研討會”，并在會后發布了“高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中國特色殘疾人事業發展”武漢倡議。未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旗幟，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殘疾人理論體系，將成為官方主導的中國殘障人理論研究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中國特色殘疾人理論體系是否可以有效對應諸如社會排斥、歧視和刻板印象等具體問題以及世界范圍內廣泛討論的殘障多元模式和出自制度本身等的問題，值得持續關注。
陸‐殘疾人體育
3月的索契冬季殘奧會和10月的韓國仁川亞殘運會，構成2014年中國殘障人體育運動的兩項重大賽事。眾所周知，中國體育的全盤舉國體制，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只知道金牌第一，而殘障人體育運動、亞殘運會更是無人關注和無人問津，在這種“不幸”中，殘障人體育也與普通殘障者、民眾乃至殘障人運動的目標和初衷漸行漸遠。
同時，提到殘障人體育運動，人們常會問及：那些身體已經殘疾的人為什么還要從事體育競技比賽？我們觀看殘障人體育競賽也會讓人感到很“揪心”？這里用鄧樸方先生總結的四方面作用回應公眾的質疑和擔心：開展殘障人體育運動，一是康復治療、強身健體，二是突破局限和障礙，三是融入社會，四是影響和改變社會。因此，脫去舉國體制和金牌至上外衣的殘障人體育將更有意義。
柒‐出生缺陷
2013年7月26日，民政部下發通知，總結石家莊經驗，要求各地開展“嬰兒安全島”的試點工作。只是，建設容易，維持不易。2014年3月，開放不到2個月的廣州市兒童福利院棄嬰島試點暫停。廣州市民政局表示，棄嬰島從啟用開始，共接收到262個孩子，超越極限的數量令公共資源難以為繼。根據相關機構統計，全國各地設立的“棄嬰島”接收的棄嬰，九成以上都是病殘兒童。政府面對不堪重負的“棄嬰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屢次強調“從源頭減少出生缺陷率”。
結合2011年，東莞母親韓群鳳溺殺腦癱雙胞胎自殺未遂的案件，以及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全球15%人口是殘障人這一個最新數據，即便政府可以有效實現從源頭減少出生缺陷率，殘障人口數量仍然會保持一定比例。那么，公眾和制度對棄嬰島里嬰兒的關注，是否可以從關心一個生命個體的未來，轉而聚焦在“棄”字的背后，被隱藏的社會保障、支持系統、公眾態度等方面給一個家庭帶來的壓力和困擾，也許這才是探討出生缺陷問題的真正價值。
捌‐就業保障金
2014年6月4日，《人民日報》一則報道，關于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及其下屬民非組織關于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使用問題，使得“殘保金”又一次成為了殘障領域，甚至是社會公眾的關注焦點，并遭到媒體的“圍攻”。中國的殘保金制度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推出并實施的，中國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所繳納的殘保金是作為未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機構繳納的罰金，金額越高越顯示殘障人就業率越低。有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3年，殘保金征收增長了10倍，按比例安排就業的殘障人比例卻從28%減少到了25%。
國內的殘保金制度多年來頗多值得詬病之處集中在：由地稅、社保機關強征，支出卻不透明；殘保金征收標準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考慮企業規模和行業等實際情況，傷害中小企業；本應專用于殘障人就業的殘保金卻屢屢淪為部門金庫；政府和事業單位“帶頭”歧視殘障人，部分還拒繳殘保金等等。再加上多年來各地頻繁的“申請公開殘保金”行動，中國的“殘保金”已經陷入“支出不透明-大量被挪用-使用效果差”的惡性循環。殘保金一詞，已經被各級殘聯系統視為最為敏感的詞匯之一。
玖‐助殘社會組織
2013年9月，張高麗副總理在中國殘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提到：“要重視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加強對助殘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引導，動員社會力量為殘疾人生活工作學習提供服務”。助殘社會組織這一嶄新的稱謂，代替以往殘聯系統多來使用的“殘疾人社會組織”一詞，成為正式用語，隨后各級殘聯的文件、會議上均改為“助殘社會組織”。
與此同時，“助殘社會組織”一詞的出現也引起了民間社會的廣泛討論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反對者說，助殘社會組織一詞，權利主體偏離了殘障人，過于強調“助”，而忽視了作為權利主體的殘障人，助殘也忽視了殘障社群之間的自助；贊成者說，助殘并沒有刻意區別自助和他助，殘障人和非殘障人都可以助。無論反對與贊成，隨著社會管理創新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開展和深入，各類殘障組織所具有的不同價值觀、理念和工作手法等多元化發展和爭議必將持續進行，政府、公眾和國際社會的關注程度也會持續增加。
壹拾‐特殊教育
2014年新年伊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七部門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國辦發[2014]1號），并召開全國特殊教育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就落實《特殊教育提升計劃》作出部署，李克強專門作出批示。
作為官方送給國內千千萬萬殘障兒童青少年和殘障人家庭的一份新年禮物，《提升計劃》預期到2016年，全國視力、聽力、智力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入學率達到90%以上。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標準，在義務教育階段，重點解決8萬名未入學適齡殘障兒童少年就學問題，特殊教育學校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標準三年內達到6000元，達到非殘障學生的8倍左右；殘障兒童少年義務教育入學率不達標的縣（市、區），不得申報全國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縣。
此外，《提升計劃》還明確，支持普通幼兒園創造條件接收殘障兒童，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要積極招收殘障學生。支持殘障人中等職業學校和高等院校新建或改擴建一批急需的基礎設施。完善并落實特殊教育教師工資待遇傾斜政策，教師職務（職稱）評聘向特殊教育教師傾斜。開展“醫教結合”實驗，提升殘障學生的康復水平和知識接受能力。
《提升計劃》的出臺無疑是為了應對中國殘障兒童現階段的教育亟待補齊的短板，但同時殘障教育專家和家長也對該計劃體現出的隔離化和單一就業導向等傳統殘障人教育核心問題表現出了擔心。
傳統視角下，性是一種禁忌，卻關乎所有人的健康與幸福；殘障是一種遙遠，但它折射出的是人性將往何處去的終極命題。2014，殘障與性攜手，開啟了最先鋒的領域。
【殘障與性、健康教育】
在傳統的殘障服務和倡導工作中，我們往往會忽略殘障人的性；而在傳統的性和社會性別的倡導過程中，殘障也總被遺忘。殘障與性，彼此陌生，又共同被公眾所或排斥或隱晦。但是，殘障與性、健康教育，有著共同的“敵人”——傳統的對于身體的想象與束縛，對于正常的嚴苛與規訓。當殘障與性攜起手來，開啟的這一領域，會直擊殘障的根本，對身體、自我的接納，直指性的要害，對個體與多元的尊重。2013年底，國內殘障與性、健康教育的主要推手，國際助殘攜合作伙伴一加一殘障人文化集團在北京舉辦殘障與性分享會，這是國內首度公開談論殘障與性。
1982年成立于法國的國際助殘，是一家為殘障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為維護殘疾人權益奮斗的國際非政府、非宗教、非政治和非贏利機構，目前在全球60多個國家展開項目。1998年，國際助殘進入中國，分別在北京、廣西、四川、西藏、青海及云南等多地，通過與各級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在農村地區實施試點項目，以更好的促進中國殘障人特別是生活在農村地區的殘障人的社會及經濟融合。經過多年的發展，國際助殘已經在震后地震災區的緊急救援及災后康復支持、殘疾預防和早期干預、社區康復和社區融合等多個領域為中國殘障人帶來務實的改變。
2014年，國際助殘再度發力，正式啟動殘障與性教育項目的開啟，并帶動國內殘障領域的工作者與多元性別領域的倡導者紛紛將目光聚焦于此。聯合國婦女署展開了殘障與性的基礎調查與研究，瑪麗斯特普的性教育論壇上，山東大學的社會工作與性研討會上，性少數倡導者的小組活動中，都開始有了殘障者的身影與聲音。特別是在2014·中國殘障發聲月期間，新一場殘障與性分享會，正在廣州公開上演。
2014年，殘障與性、健康教育，無疑是殘障議題中最先鋒的領域，因為話題禁忌，剛剛開啟，未來可能的突破十分可期。
回想我們的生活與身邊，殘障似乎是個很陌生的詞語。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命題。因為殘障修飾的，始終是人。2014，以權利為視角，以實證為圭臬，殘障多學科研究，讓學術回歸對人的關懷，遠見卓然。
【殘障權利研究】
一直以來，中國殘障研究是一個極度邊緣化的議題，研究方向集中在政策、社會保障以及醫學范圍，研究由殘聯主導推動高校參與，其他學科對于殘障的研究在學術規范性、研究的深度以及學術群體的投入方面都存在巨大的空間。隨著殘障權利意識的發展以及對殘障人認知模式的轉變，國際上的殘障研究特別是跨領域多學科的殘障研究有很大改觀；國內的殘障人工作模式也開始了由醫學視角的個人模式到包含權利視角的社會模式的轉變時期，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原有的殘障人研究逐漸與殘障實踐領域的突破和挑戰脫節，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和地位。
2014年，武漢大學公益與發展法律研究中心（PIDLI）開啟第二期殘障權利多學科研究項目，將來自不同領域的高校研究者與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殘障領域倡導者聯合起來，進行以實證為基礎，從權利視角出發的跨學科殘障研究，發布上一期項目成果《殘障權利研究（第一卷）》。同時，PIDLI主導各高校法學院老師與殘障權利倡導者開始編撰殘障法教材，力圖推進殘障權利首先在高校法學院落地。并于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武漢舉辦“殘障、權利與正義”年度大會。
2014年，被推向新的高潮的殘障權利研究，不僅是立足未來最富遠見的發展方向，積極參與其中的機構和個人本身更是一種行動上的垂范。
最蓬勃領域
從野蠻生長到規律化生存，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場，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資本的進入。當行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下一步要看，是誰來制定規則。2014，殘障康復領域，方興未艾，蓬勃發展，走到了變革的邊緣。
【殘障康復機構】
從家長創辦機構以滿足自己殘障孩子的康復需求，到機構壯大服務更多殘障兒童；從官辦的大型殘障康復機構到遍及各地的零星分布的民間康復機構；從醫學、特教人士創辦到商人投資興辦；從智利障礙、聽障到自閉癥；中國的各類殘障康復服務機構，以近似乎野蠻的方式頑強的成長。時至今日，據不完全統計分布全國的殘障康復機構約有5000余家。
早期的殘障康復服務機構創辦人多為家長，他們為了自己的孩子四處奔走，試圖找到可以改變孩子現狀的技術或方法，最終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名專家，并開辦機構惠及更多殘障兒童及其家庭。之后殘障康復服務機構的創辦者，更為多元，即有醫學專家、特教人士，也有社會愛心、宗教人士，還包括發現商業價值的生意人。當諸多機構出現以后，逐漸地，康復服務領域得到進一步細分，機構的專業劃分更為細致，以早期、學齡前、大齡、成年人等年齡劃分，以自閉癥、智力障礙、聽力障礙等障別劃分，以幼兒園、教育、就業、托養等領域劃分，以及師資培訓等行業支持機構，雨后春筍般涌現。
當行業數量和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催生出彼此間的聯合，大機構帶小機構、資源豐富的機構或地區帶動資源匱乏的機構或地區。于是，類似：心盟、合鳴網、育盟、心智聯會、海洋天堂計劃等聯盟或網絡應運而生，如此多民間行業協會的出現，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殘障康復機構的蓬勃發展。這其中尤以壹基金海洋天堂計劃最為引人注目。
成立于2011年的壹基金海洋天堂計劃源自電影《海洋天堂》，該計劃聯合全國范圍的民間服務機構形成網絡工作模式，為腦癱、自閉癥、罕見病等貧困的特殊類型兒童提供救助，提高民間機構專業服務能力和組織發展能力，聯合企業、研究機構與民間機構進行公眾宣傳與社會倡導，促進國家對特殊類型兒童的關注與政策支持，以幫助他們在確保其尊嚴、促進其自立、有利于其參與社會生活的條件下享有充實而適當的生活。幾年來，壹基金海洋天堂計劃以區域劃分為基礎，通過3年的小額資助項目，已經建立起與全國大部分地區殘障兒童康復服務機構資助與合作關系。2014年，壹基金海洋天堂計劃通過評審再次對101個項目實施小額資助，資助方向首次聚焦于公眾教育，這也是該計劃從小額資助、能力建設向更深遠的目標邁進。
現階段，民間殘障康復機構初步滿足殘障兒童家長的剛性需求，完成爆發式增長的初步發展階段，同時也暴露出諸如：服務模式同質化、服務不規范、質量不高、機構間惡意競爭、搶生源等問題，造成不良影響，最終也是損害殘障兒童的利益。未來，隨著與各級殘聯的關系改善、殘障兒童家長能力的增強、以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放開，下一階段將進入精細發展階段。此外，各類康復機構抱有不同的價值觀、理念、目的、專業能力等進入到殘障康復服務，其所提供的康復服務是以營利為目的，還是以非營利為目標，目前還很難通過一些規范的標準加以判斷，有待進一步觀察。
殘障康復機構蓬勃發展是不爭的事實，蓬勃的背后蘊藏著隱患和危機，孕育著能量和變革，同樣也是不爭的事實。未來，當殘障康復機構發展一切云開霧散之時，也是殘障人福祉實現之日。
最攻堅領域
1600年，布魯諾被燒死時，日心說，是很多人眼中的謬誤，地心說才是宇宙唯一真理。經驗、歸納與分類，組成了我們的認知體系，也給一切事物打上了不易更改的標簽。2014，心智障礙人士，不僅可以就業，還是在融合環境下就業，開始挑戰人們的固執與想象。這條道路，注定充滿艱難，但它不會孤單。
【支持性就業】
2006年全國第二次殘疾人口普查顯示，殘障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而心智障礙者是所有殘障類別中就業最為困難的之一。中國大陸有超過1200萬的智能和發展障礙者，而他們平均就業率不足10%，心智障礙人士的就業，在大多數人的意識和認知里，智障和自閉癥人士就業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1984年美國的《發展障礙法》提出了“支持性就業”的概念，并通過近30年來的摸索和實踐，心智障礙人士，尤其是重度心智障礙人士進入社區競爭性職業場所就業成為可能和現實。支持性就業是一個有利于社會融合的先進理念，它鼓勵并支持心智障礙人士在競爭性的工作崗位就業，而不是把他們都集中在庇護工場里。支持性就業理念是在國際人權事業不斷改善，殘障人事務持續取得進步的基礎上產生的。
那么在中國，2014年的3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與中國智力殘疾人及親友協會開啟了為期兩年的智力障礙者支持性就業試點項目。北京、湖南、廣西、山東、遼寧大連、吉林長春、廣東等七個省市地區，100名心智障礙者開始進入常態環境下的工作場所開展支持性就業，20名成熟的就業指導員得到培養。
ILO選擇殘障領域里最困難的心智障礙者就業，盡管他引進了德國，日本，馬來西亞各地的成功經驗，并且在過去的一年里，召集了包括中國殘聯及各地殘聯就業指導中心、中國企業聯合會、殘障家長組織等各利益相關方，展開密集地培訓，堅定地推進著時間表上的每項計劃。同時為了配合心智障礙就業領域的私人定制，在公眾教育層面，ILO也沒有忽略。行業內專業媒體《有人》雜志的支持性就業專刊即將推出，雇主與社工的《障礙手冊》印刷在即，但這些是否能夠從根本上帶來現實的效果，還值得長期跟蹤和觀察。
畢竟支持性就業，它挑戰的是整個社會的態度，包括家長，社工，雇主以及做為消費者的普羅大眾，從態度到政策，從技術到模式。更何況就中國的環境與文化，如何落地生根，更如何枝繁葉茂，都是一個未知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套句俗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ILO的一次興風作浪，沖擊的是整個殘障人就業領域的理念與態度。當它劍之所指，準備開山之時，已經是一種成功。支持性就業，這場攻堅戰已經打響！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