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校進入村莊不過百余年歷史。清末，新式小學開始在廣大鄉村興辦；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興辦新式小學的熱情愈益高漲；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極力倡導和鼓勵群眾辦學，大量的“民辦小學”(又稱村辦小學，簡稱村小)得以興建，在最高潮時期，形成了幾乎“村村有學校”的格局，這些學校對于我國初等教育的普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從村莊的層面上看，學校是村莊的文化中心，是村莊文化傳承的紐帶，學校與村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一場景已經悄然改變。
留下“寂靜的村莊”
從2001年始，稅費改革的大幕在我國廣大農村逐步開啟，改革規范了農村收費行為，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三農”問題，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如因取消了作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來源的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同時國家教育投入機制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導致農村教育經費不足，辦學條件難以保障。在這種政策環境下，通過中小學布局調整集中辦學，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輕財政壓力，成為政府的一種自然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也是建立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農村學校規模一再縮小、生源一再減少的客觀現實基礎上的。
同年，全國范圍內正式啟動學校布局調整，全國縣鎮以下的農村中小學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撤并，這種大規模的撤并一直延續了十個年頭，2012年，針對學校撤并帶來的突出問題，國務院辦公廳正式下文明確提出“嚴格規范學校撤并程序和行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好村小學和教學點”，這標志著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這一教育政策的叫停。綜合來看，作為農村稅費改革的配套政策，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對于完善稅費改革和確保改革順利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對農村教育整體發展產生了一定積極作用，但帶來了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坐落于村莊中的學校(多為小學和教學點)被大量撤并，導致農村學校數量大幅下降。以湖南為例，小學階段，2012年農村學校數為6836所，比10年前減少2/3以上；初中階段，2012年農村學校數為1622所，比10年前減少了近1/3。布局調整前“一村一校”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幾村一校，許多地方“成果”更為突出，甚至出現了一鄉(鎮)僅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學。
由于位于村莊里的學校被撤并，在家門口讀書成為奢望，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去較遠的學校讀書，有調查表明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增加4.05公里，上學路程普遍變遠，造成交通安全隱患和教育成本的增加。一些稍有經濟基礎的農戶為追求更便利的條件、更優質的教育資源而選擇“陪讀”或舉家“外出求學”，由于學生轉移而引發農村家庭遷移，山西呂梁市離石區棗林鄉任家山、松家峁兩個村莊就是比較典型的出遷戶樣本。據《山西晚報》報道，為照顧到外地讀書的兒童，兩個村莊均有約40%的農戶外遷，該鄉90%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的學校因撤并而消失，學校數量減少了86.6%，相應地該鄉人口也不斷流出。當然，村民外遷并不單單是因為教育因素，搬遷一般是由多種綜合因素決定的，有文化單調、交通不便、外出務工等等因素，但不可置疑的是，教育往往是其中可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學校消失，兒童外出求學，婦女外出陪讀，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諸多業已空心化的村莊從過去的“613899”部隊逐步向“99”部隊演化(61指兒童，38指婦女，99指老人)，老齡化的態勢十分嚴重，只有到寒暑假期，才聽到孩子們的喧鬧和嬉戲聲，村莊逐漸失去生命力與活力，淪為不聞童子聲的“寂靜的村莊”。
加劇村莊文化衰亡
在百年的歷史變遷中，學校從開始的嵌入村莊，到逐漸融入，已經成為村莊社會文化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一部分。學校作為村莊的文化中心，負載著村莊的前途與希望，是一個村莊的未來之所在；學校更是村莊的文化高地，對于村莊文化具有保存、引領、傳播、拓展作用。傳統農業社會知識手口相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回，一代代村民必須依賴學校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文化的洗禮，從一定程度上說，正是村莊和學校兩個公共場域共同作用、交互影響，推動村民實現了最初的社會化，推動村莊逐步走向現代化。
然而當前不能忽視的一個現實就是，由于城鎮化、村莊兼并等等原因，我國村莊數量正在不斷減少，據中國文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馮驥才統計，近十年來我國村莊減幅高達25%，一天約消失村莊80個到100個。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率一直保持著穩步提升的態勢，2013年城鎮化率為53.7%，據預測2020年將達到60.34%，這意味著村莊已經進入到一個迅速消亡的時期，其消亡的步伐短期內不可能放緩。但這并不代表村莊將會走向終結，對于中國這一農業大國而言，村莊已經跨越了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是我國傳統文化、農耕文明重要的物質載體，作為我國近半數人生產、生活的場所，村莊不可能全部消亡，只能逐步向現代轉型。村莊的轉型與發展，不僅僅需要經濟層面的支撐，還需要文化層面的支撐，以提供村莊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建設方面的健康氛圍、精力動力與智力支持，增強村莊凝聚力和創造力。
隨著學校消失，村莊的文化高地不在，村莊文化脈絡的維系受到了影響；青壯年、青少年長期“不在場”，對村莊的疏離感逐漸增強，村莊后繼乏人，綿延千百年的村莊文化面臨傳承及拓展危機。特別是伴隨著現代工業文明和新型城鎮化的行進，在以傳統農業文明為指征的村莊文化正在大面積式微，農村文化呈現虛化、空洞化的現實背景下，學校的進一步消失，無疑更進一步加劇了村莊文化的衰亡，給當下的村級文化建設帶來很大的挑戰，對村莊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以學校為支撐重構村莊文化安放未來
千百年來，村莊文化曾經提供過我們民族奔跑前行的能量，構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歷史印記。今天，毋庸置疑的是，在許多地方的發展進程中，仍存在重視經濟層面的建構、忽視文化層面的構建的現象。面對當前村莊不斷消亡，村莊的原子化、無序化，村莊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還需要重新思考村莊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村莊文化的功能與作用，村莊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前景。特別是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隨著村莊的合并、精減、重組，村莊文化重構應受到應有的關注。學校作為村莊的文化高地，不僅具有保存和傳承傳統文化的天然優勢，同時也具有培育與傳播現代新興文化的內在功能，因此應著力調動、激發學校的文化功能，充分重視學校在村莊文化重構中的作用。
在后“撤點并校”時代，應根據經濟社會環境的新變化，在學校布局、教育計劃、教育目標等方面更多地“以人為本”，科學規劃合理布局農村學校，認識小規模學校存在的必要和自身價值，支持小規模學校的重建與發展，進行系統的制度設計，采取傾斜保護政策，有傾向性地配置教育資源，可設立小規模學校專項經費和教師專項經費，優先選聘本地教師，建立“走教”制度，保障小規模學校的正常運轉，并實現靈活性、多樣化和特色發展，使教育的發展能與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緊密結合。
進一步密切村莊學校與村莊本身的關系，推動學校本土化發展，引入鄉土課程與參與式的體驗教學，通過各種教育實踐活動，將傳統地域文化和鄉村文化引進校園，同時結合現實需要著力培養村民公民意識，推動鄉村生活方式、村規民約的重建，發揮學校教育在村莊文化建設、村民家園歸屬感、村莊文化認同感建立中的功能與作用，為村莊文化重建奠定精神基礎，從而激發村莊的生機與活力，讓村莊的未來得以安放，讓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發展的基石不斷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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