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觀眾大都是打工者和他們的孩子。王宇/攝
“娃娃啊娃娃，我們想你啊，離開村子這么久，天天都牽掛……”
“爸爸呀媽媽，你們還好嗎，你們想我嗎，我等你們回家，別走了好嗎……”
2月1日，北京的2015打工春晚錄制現場，這首《想念》，唱哭了不少臺下的打工者（歌詞改編自于建嶸作詞的《想娃娃》、《想爸媽》——記者注）。
演唱者，是打工者李向陽和打工子弟小學——同心實驗學校的孩子們。舞臺下，這也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她還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臺上唱歌的孩子里，最小的是6歲的女孩兒孫一，在讀幼兒園大班。最大的是讀五年級的李莎莎。她們的父母都來自河南。
14歲的李莎莎站在舞臺上，比旁邊的孩子高出了一頭多。同學提起她，都很崇拜，“莎莎踢毽子特別厲害”。
她家中有8個孩子，她排行老五，大姐和哥哥都在“工友之家”工作。從學校到她的家，要三四個小時的車程，所以，她吃住都在“工友之家”，睡集體宿舍，吃大鍋飯。
雖然父母都在京打工，但她往往幾個月才能和父母見上一面。對她來說，姐姐送的手機是最好的陪伴。
在老師眼中，孫一像個“小百靈鳥”。她話多、機靈，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孫一的父親孫元也是公益組織“工友之家”的一員，負責帶學校的合唱團，在打工春晚中表演相聲。小孫一繼承了父親的文藝細胞，在這次打工春晚中，凡是有孩子的節目，都有她的份兒。
別人問她：“你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意思嗎？”小女孩一本正經地回答：“不知道。”
但有人問她：“有想念的人嗎？”她就毫不猶豫：“我想媽媽！”
2014年9月，孫一的媽媽帶著兩歲的弟弟回了老家河南開封，孫一和父親、爺爺、奶奶繼續留在北京，一家人暫時面臨兩地分居的狀況。
“因為電子學籍政策下達，打工子弟小學缺乏辦學資質，沒法給孩子上電子學籍。這也就意味著，像孫一這樣的孩子，在打工子弟小學念完后，沒法像一般孩子那樣正常升入初中，完成義務制教育。”孫元說。
于是，政策出臺后，這學期，同心實驗學校的孩子一下子轉走了200多個，這占了原有學生人數的四分之一。
孫元說，打工子弟小學的孩子就像浮萍，隨著父母跑。“即使在學期中間，突然離開的情況也有很多。因為這樣，合唱團的孩子始終沒法固定下來。”
“頭一天和一個孩子說，明天排練要來啊！她說好，結果第二天，人沒來。我打電話過去。孩子說，他們全家已經在火車站，在回東北老家的路上了。”
即使是在晚會正式開錄的前一周，合唱團人數依然不夠。孫元又從學校的舞蹈隊找了一些孩子“臨時加盟”。
這個1979年生的父親，也曾經和“00后”女兒試著說過：“你可能要回河南上學了。”但對于從小生長在北京的孫一，老家的一切是個未知，“她還是希望能留在北京”。
被“想念”的爸爸媽媽
“我自己聽這首歌的時候，很有感觸。”1986年生的李向陽說。在《想念》這首歌的演唱中，他扮演“爸爸”。表演的孩子們有時候也會說，他是“爸爸”，笑他“一下子多了幾十個女兒”。
2007年，他從甘肅白銀來到北京打工。現在，他是工友之家的一名義工。
因為和合唱團的孩子一起表演，他簡直成了“孩子王”。放假了，孩子常到工友之家來玩。他和孩子們圍著圈圈踢毽子，時不時和孩子們逗趣兒。孩子們沒把他當大人，直接喊：“李向陽！”
在2月1日的錄制現場，他是最忙碌的人之一。
勞動歌曲聯唱中，他豪爽地唱起《打工號子》。與孩子們對唱時，他摸摸小姑娘的頭。臺灣打工者帶來的小品《喜宴》中，他臨時出場，與女主角來了一場雙人舞，一個前空翻，驚艷全場。
下了臺，他剛給別的演員鼓了下掌，又被打工春晚的總導演許多提醒：“你也是場務。”李向陽又匆匆到后臺去了。
登上打工春晚前，李向陽和孩子曾去錄音棚錄了一遍《想念》。歌錄好了，他用電腦放給大家聽。孩子們在周圍嘰嘰喳喳，李向陽卻怔怔地望著電腦屏幕。
他的兒子今年3歲，出生不久，孩子的媽媽就因病去世，一直在老家甘肅，由他的父母照看。
他翻著手機相冊，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看他兒子的照片：一個胖嘟嘟的小娃娃站在床上，頭上戴著大人的安全頭盔，雙手舉過頭頂，臉上洋溢著笑容。
在打工春晚小品《團結就是力量》里扮演女工的毛曉燕，也經歷過同樣的分離。
她來自湖南平江，原本是家鄉的一名小學教師。來京打工的14年里，她的10年都在打工子弟學校里度過。“盡管工資不高，但我覺得教打工子弟很親切、快樂，有感情。”
毛曉燕有一兒一女，都由老家的爺爺奶奶撫養。爺爺奶奶“顧不過來”，就做主送了兒子到封閉式學校念書。
她永遠記得，當時兒子在電話那頭說：“我壓力很大，媽媽不在身邊，老師總罵我什么都不會，爺爺奶奶也批評我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同學因為我的家庭情況，也疏遠我。那是地獄一樣的生活。”
如今，毛老師的兒子已經24歲，在北京工友之家當一名司機，女兒17歲，已經就讀大學。盡管時隔幾年，她還記得剛見到兒子時的心痛：“兩頰都凹了下去，鼻尖上的皮膚透明得都不敢碰。”
李向陽經常給老家打電話、視頻聊天，感受著孩子的牙牙學語。孩子年幼，不太會說話，總是老人和他念叨孩子的情況。
然而2013年的一天，電話那頭出現了稚嫩的童聲。兒子突然很興奮地和他說話了。對話是關于一只玩具兔子，這個父親牢牢地記得。
“我兒子說，玩具兔子的牙齒掉了，他好擔心自己的牙齒也掉了……反復說反復說，那個電話打了十幾分鐘，我們第一次能說那么久的話。”說到這，李向陽露出了笑容。現在孩子上了幼兒園，能傾訴的就更多了。
李向陽坦言，他的孩子緣好，是因為想了解“00后”的孩子喜歡什么、怎么說話，“這樣我和兒子交流才不會有隔閡”。
這個已經在北京落腳的人，也在考慮把孩子接過來，但是“還要慢慢看。”“我小時候，父母和孩子的關系都不會太近。我不希望這樣，我希望能和孩子成為朋友。”
“這里是爸爸媽媽打拼的地方，我不懂的地方”
另一個來自打工者孩子的節目——詩歌朗誦《北京，我來了》，崔永元說：“這節目是打工春晚最好的節目。”
“這里是讓人來回搬家的地方，這里是爸爸媽媽打拼的地方，是一個我不懂的地方……”這首詩歌由青紅藍打工子弟學校的苑老師創作。
在排練時的空檔，13歲的胡涇涇和11歲的王鈺森最愛玩手機。王鈺森來北京讀書之前，一直被寄養在河南許昌的姑姑家，父母在北京經營涂料生意。
《北京，我來了》里，說到孩子們到北京讀書的喜悅。但被問及是否喜歡北京這個城市時，兩個孩子都搖了搖頭。
“我爸爸帶我去過市區，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沒看見有很高很高的樓。”王鈺森失望地說。他很快低頭玩著微信，與群里的小伙伴聊著天。
還有一個學期就要小學畢業的胡涇涇，不知道什么是“電子學籍”，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對于“要到哪里繼續讀初中”，她沒有任何概念，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聽爸媽的”。
胡涇涇和王鈺森上臺朗誦詩歌《北京，我來了》之前，3名主持人和孩子們站在一起，輕松地聊起家鄉和特產。
朗誦開始不久，丁麗就在后臺哭了，直到再次上臺報幕，仍舊哭得說不出話來。她說，“想起了自己3歲半的孩子”。崔永元也差點流淚。同一時刻，王福菊11個月大的孩子在現場睡著了。
王鈺森回答不上來崔永元問他的“你最喜歡這首詩的哪一句”，但他喊出來的“北京，我愛你”，獲得了熱烈的掌聲。
原本計劃3個小時的晚會，最終錄了4個半小時。晚會落幕后，王福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起臺下早已熟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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