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的只有一個,盲人安全。只要我能動得了,我就會把他們接送得平平安安,家里過得和和美美的。你們相信我,這是我的承諾,我一定要守信。
——張廣明
家門口遛彎時,張廣明會嘗試著閉起眼睛,感受盲人朋友走路的狀態。
這條路每天走、每天看,但張廣明不太敢邁步,他心里不安,怕走歪,怕撞著別處。
這種“體驗”加劇了他的不放心。十年來,張廣明每日準時在公交站點等候,護送幾位盲人上班,風雨天也不遲到。他想,自己多走一點路,要是能換來別人的平安,換來他們家人的放心,這樣,很值。
每周幫盲人夫婦做家務
198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張廣明了解到了盲人的生活艱難。
同事扭傷了腰,張廣明聽說盧溝橋城內街的中國盲文出版社里,有會按摩的盲人夫婦,便好心帶同事前來。于是看到了陳水木和潘祖蘭夫妻倆的日常生活。
兩間房里只有一些基本的家具。潘祖蘭洗菜全靠摸,她要先用手分辨菜好不好、爛沒爛,再拿去沖洗至少三遍,生怕洗不干凈。最難的是點蜂窩煤,家里做飯燒水都得靠它。潘祖蘭要摸好幾遍才能把煤眼兒對準,再用手感受火的位置,將火塞進煤眼兒,有時得點很多次。
張廣明決定幫一幫他們,至少每周來做兩次家務,陪兩口子說說話。擇菜、洗衣服、打掃衛生,收拾爐灶、理發、包餃子,都是他常幫忙干的活,“每次過來,他們在干什么活,我碰上了,就接著干。”
“屋中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固定的位置,換位置了,他們可能就找不著了。”張廣明說,每次倒完水,做過飯,他都會記得將東西放回原處。
這忙一幫就是8年,直到潘祖蘭夫婦搬了家,此時,張廣明也已年近五旬,花白了頭發。即使不能每周都來,張廣明閑暇時,還是會像走親戚一樣來看看。
2011年,潘祖蘭病危,躺在病床的她隔著老遠,就聽出了張廣明的腳步聲,抬起手臂,等待拉住張廣明,“她半天不說話,也不松手,一直哭、一直哭。”
路遇盲人 承諾以后每天接送
認識潘祖蘭夫婦后,張廣明開始特別關注盲人的生活。
2005年初春,送小孫女上學前班的路上,張廣明遇見了任建國。這是京石高速公路下的一個橋洞,車很多,任建國拿著盲杖,由南向北過馬路,綠燈亮了,他沒有動。
“綠燈亮了,怎么不走啊。”張廣明問。
“我不知道。”任建國回答。
“以后我每天都送你吧。”張廣明又想幫忙,得到的卻是任建國面無表情的一聲“嗯”,“他肯定不信我能堅持下去”,張廣明當時覺得。
當天下午4點,張廣明到達“抗戰雕塑園”公交站,他此前詢問得知,在盲人出版社工作的任建國會乘坐班車到此處下車后,再換乘公交。
班車到了,下來的卻不止任建國一位盲人。任建國、周愛華、陳茜與張廣明的友誼從此開始。
此后10年中,每天早晨7點,張廣明會準時出現在京石高速公路橋北、由東向西方向行駛的公交“抗戰雕塑園”站,接上周愛華,把她送到700米遠的盲文出版社。隨后出來,在京石高速橋南的站牌處等待送孩子上學的任建國,再把他送到單位。每天下午,張廣明會先把周愛華與任建國分別送上公交后,再步行將陳茜送回家。
心情很美 盲人終于敢穿高跟鞋
最多的一次,張廣明帶著6名盲人回家,“大家排成一排在路上走。”他回憶。
“這兒高抬腿,對,這里邁大步。”張廣明擔當盲人的眼睛,每次接送,四人手挽手,在路上一列排開。
碰上下雨天,張廣明會挑一把最大的傘出門。鄰居大喊,“張師傅,這下雨天都往回跑,就你還往出趕。”但張廣明知道,天氣越差的時候,看不到的他們會更需要自己。他會把傘往其他人身上傾,“我回家還可以換衣服,可他們看不見,也不方便。”
更痛苦的經歷是遇到冬天大雪,氣溫到零下,遇上堵車時,張廣明要在站牌等近一個小時。有次周愛華下車,說風像刀削面,刮得臉直疼。張廣明默默替他們圍好圍巾,再挽起手,繞到不太滑的路段。
2011年,任建國的孩子上初中后住校,他跟周愛華到站牌的時間幾乎同步。因為兩個公交站間隔著橋,張廣明擔心顧不過來,讓老伴兒開始幫忙接送周愛華。
周愛華常對人講,以前她不敢穿高跟鞋,怕磕著碰著,現在敢穿裙子和高跟鞋了。周愛華形容現在的心情很“美”,并感慨,終于有人保護了。
十年堅持 接送盲人走了上萬公里
時間長了,任建國會依賴張廣明。
有時候周末,任建國打電話過來,“張師傅,家里缺東西了。”張廣明說,“明天我去接你,帶你買。”
路過菜市場,張廣明會把所有菜名報一遍,讓任建國決定自己要吃什么。家里有蟑螂了,張廣明會帶水泥和藥過去。任建國吃驚,“怎么早上說了,你下午就買好了。”張廣明稱,“你的事情沒小事兒。”
其實張廣明身體也不好,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伴隨多年。降溫時,風濕犯了,走路腿也難邁開步。他義務理發的對象,遠的要坐幾站公交,近的有時會上到五、六層,他上樓要扶著扶手,上兩層就會歇一歇,喘口氣。
區里有領導前來感謝張廣明,給了慰問費,他再捐給盲人。社區有時會發一些服務券,他也捐給了社區。
有街坊為張廣明算了筆賬,這每天接送,來回得走三四公里路,十年來,也走了上萬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