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和30多年前我小時候相比，鄉村教育還是有很大進步的。首先，學校的教學硬件設施大大改善了。一位當小學副校長的親戚告訴我，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被大力推進，我們縣1990年之前修建的教學樓，幾乎都已按照抗震要求重建或改建。其次，學生受教育的機會也多了，我上大學的1993年，我們整個鎮只有兩名大學生，而2014年，僅考上北京院校的本鎮學生，就有4個。
但與此同時，教師的社會地位卻降低了，家長對孩子教育的關注減弱了，現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更迷茫了。
在我小時候，教師還是個令人尊敬的職業。上世紀80年代末，我初中畢業時，師范院校是成績較好學生的優先選擇。我的初中同學里有超過20%就讀師范學校，從事教師職業。但是今天，我那些當老師的同學，有超過20%已經改行了。
聽這些老同學講，鄉村學校很難招聘到新教師，現有教師隊伍年齡偏大，其中一些人還主動放棄教職另謀生路。我的一位教齡超20年的學長，憑著對事業的熱愛一直堅守在小學教師崗位上，卻表示子女如想去當老師，寧愿與其斷絕關系。
我這次回鄉接觸的老師，既有校長也有普通教師，既有中小學老師也有幼兒園老師，他們普遍對自己的職業感到悲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師的收入處于社會中等偏下的水平。近年我的家鄉縣域經濟發展較快，教師收入不僅低于政府官員，更遠低于新農民。
發展空間小是另外一個原因。以小學教師為例，晉升到高級教師就到頂了，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相比之下，公務員的晉升空間要大得多。因此一些老師拿教師職業當跳板，瞄準公務員職位，隨時準備參加招考。
現有教師流失，新教師又招不到，所以如今家鄉學校教師嚴重不足，在職教師課業壓力大。在一位學長任職的鄉村小學，學生有318人，教師僅8人，師生比例遠低于政策要求的1∶19。一些班級的課程無固定任課老師，上課不得不臨時抓丁拉夫。
再者，教育行政系統的腐敗、不同學校不同教師之間的不公、學生學習風氣的惡化，也導致教師深感無力，對職業的未來缺乏信心。
對教師沒有吸引力的學校，對學生自然也缺乏吸引力。在鄉村，優質學生、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學生，都往縣鎮以上學校集中，留下的多為“問題學生”。小學高年級和中學學生中，吸煙、喝酒、打架、早戀等現象較為普遍，學習風氣較差。一些學生早早輟學，經商或外出打工。
生源少了，鄉村教學點撤并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縣的中小學，縣城“擠”、鄉鎮“滿”、農村“空”的問題很突出，而政府的對策是新建、擴建縣鎮中心學校，與均衡辦學的要求并不一致。
不過，鄉村的師生及學生家長對集中辦學沒有我想象中那么大的不滿。某村教學點的一位老師告訴我，集中辦學對教師和學生都有好處。就近入學，學校設備差，老師待遇低，學生見識少。集中辦學的壞處是家長負擔大，因為家長要承擔孩子的住宿費和從村里到城鎮的交通費。
集中辦學也能折射出家庭教育關系的變遷。農村的父母忙于賺錢，把孩子過早地推向了社會。有一個教學點，有個學期大約90%的學生家長都外出打工，留守兒童處于缺乏父母教養的狀態，所以一些有經濟條件的家長，希望孩子寄宿在中心學校，能把孩子管好。
鄉村教育缺乏吸引力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就是教育之于鄉村的價值何在。
一個在家鄉工作的朋友，曾直言不諱地說：你們腦子比我聰明，書讀得比我多，但沒多大用，收入不見得有我多，生活未必比我好……
他的話有偏頗之處，但反映出了讀書無用論在鄉村蔓延的現實。也戳中了我們這些去遠方求學鄉村孩子的痛處：我們的所學，給鄉村帶來了什么？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在鄉村，知識的更新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通過學校教育獲得科學知識；二是務農及外出打工獲得經驗知識；三是使用媒體（如圖書、互聯網）獲取知識。
正如經濟學家朱錫慶所言，幾億農民在打工過程中，在城市尤其在工廠中實現了快速大規模的知識更新。這樣的知識更新效果，可能已經超過了正規教育的價值。鄉村家庭從打工獲得的收益，表面看上去也超過了教育投資的收益。
而從鄉村走出去的大學生很少有回農村工作的，他們的教育成果并未直接明顯惠及鄉村，反而可能耗盡家財。而這些農村大學生在城市也多為工薪階層，一些當年學習一般在家鄉發展的，反而權傾一時，富甲一方。再有，近年農村經濟的發展，似乎都是中央政策及農民勤勞的結果，似乎與知識的多寡無關，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鄉村教育價值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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