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我和朋友約了去郊外爬山。到半山腰，朋友愉快地說：“好啦，追上大部隊啦！”我抬頭一看，前面石頭上一群人，中間一位哥們兒坐著輪椅，笑瞇瞇地跟我們打招呼。
那是一群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博士，都來自同一個研究機器人的實驗室。因此當下我大概就意識到，自己能從那位輪椅里的哥們兒身上，看見了一段怎樣的人生故事：身殘志堅的學霸，通過自己的能力去影響人類對人工智能的探索，造福社會……唔……還能開車帶著實驗室的同事一起去郊外爬山。
聽著像一個能給中小學生作報告的勵志典型，但在這兒，沒有什么稀奇，也沒有什么表彰，就是另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而已。
這種低調常常引起我的興趣。剛剛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陳艾薇拉家常時告訴我說，“我老公他舅舅，有天開著車回到家突然就動彈不得，結果全身癱瘓了……”
“啊？”
“他現在整天開著一臺機器人在家里走來走去，看著舅媽干家務……”
艾薇說，剛剛癱瘓的時候，這位舅舅能動的只有眼珠。通過拼字母，他告訴妻子，他想自殺。
“如果這真是你的心愿的話，我一定會幫助你。”舅媽對他說，“但是那之前是不是應該看一下你這輩子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嗎？”
癱瘓之前，舅舅是一家公司的會計。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大學里沒讀上自己喜歡的專業。
于是，接下來，他通過網絡課程重新讀起了書。
工程方面的學位讀完以后，他從電視節目上看到了佐治亞理工學院有一個實驗室在研究怎樣通過人工智能改善殘障人士的生活。于是他與實驗室取得聯系，成為團隊的一員——現在但凡這兒的博士生腦洞大開，折騰出了什么能給人刷牙、喂酒、撿信用卡的機器人，都會先給舅舅試用一遭。舅舅會告訴一線研究團隊他的想法和需要，幫助他們改進發明。
通過逐漸恢復的兩個能動的手指加上眼珠，舅舅能操控機器人在家里走來走去，也能指揮無人機在院子后的小樹林里飛來飛去看風景，或是給外地的聽眾做一個TED小演講。
“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自己的工作和使命了，是吧？”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艾薇認真地看著我，“不僅僅是可以繼續生活，他也在發揮自己的作用，為改善他的社群而出力。”
我一時說不出話。除了“一個人找回了自己生活的意義”這件事，這整個故事里還有太多其他細節讓我驚嘆了。
也許是國情的不同。艾薇的小外甥女，因為腦癱，6歲了還沒學會走路。來美國參加小姨媽婚禮的時候，家人順便帶著她看了醫生。醫生聽說她們在北京每天要花6小時康復，嚇壞了：那這孩子的日常生活怎么辦呢？她這個年紀的小孩子就該到處玩嘛，不要讓她覺得自己特殊到有必要放棄日常生活了啊。
他們總有自己的生活。就算不能到場，在艾薇的婚禮上，通過機器人廠商的幫助，遠在加州的舅舅還給新婚夫婦當了一回持著戒指的花童。全場賓客看著一本正經帶上領結的小機器人托著鉆戒一步步挪到新人面前。舅舅也看著大家，笑臉綻放在屏幕上。
對普通人來說，也許就是這樣一次次在生活中遇到與自己不同的人，漸漸習慣遇到他們開著電動輪椅獨自復印資料，獨自購物，一起上課；漸漸地，也就不再稀奇于“一個殘障人在做著和我一樣的事”，也就對他們享有普通的生活理所當然了。到最后，慶幸的只是那一點：還好他順利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生活總還有些不同——準備下山之前，一個博士生拿出一條大圍脖，道一聲抱歉，系在電動輪椅上。坡度太陡的時候，大家都得搭把手扶一下輪椅。但是一伙人聊著天，順著石子路說說笑笑地走過樹林，到半山腰看看遼闊風景再走下來，總也不算什么難事。甚至都算不清誰幫誰更多些，畢竟開車把大家拉到郊外的還是這位殘障博士。
艾薇最記得，在加州，腦癱的小外甥女與癱瘓的舅舅見過一面。全家人帶著他們一起去海邊度假。有了照顧這一大一小的經驗，原本因為文化、國別差異而頗有隔閡的兩家人反倒頗有話可說。當大家在為他們忙碌的時侯，她聽到舅舅的兒媳婦發出一聲感慨：“我好幸運，嫁進了這樣一個充滿愛的家庭！”
這話連艾薇都被驚到了：舅舅的大兒子，也就是這位嫂子的丈夫，因為父親癱瘓、家道中落，沒能考上大學，轉而參軍。從戰場回來，已經被炸彈轟得失去了10歲之后的記憶，很長一段時間也都只有孩童的智力。
這樣也能覺得幸運嗎？
但在這個家庭里，那似乎只是另一段有點特殊但也讓人充滿感激的經歷。在漫長的休養、康復后，這位表哥現在已經從一所醫學院畢業了。
也許有點特殊，過程不免波折，但每個人終會有自己的生活。
說回上周爬山的博士大聚會。這些研究機器人的博士湊一塊兒，常常會聊起中國的人工智能有多厲害：在國際期刊上論文發得是怎樣不可思議得多，給學者開出的研究經費是多么高，產業的發展是何其迅速……他們似乎都在等著不久之后中國人工智能行業超越美國的那一天。但在那天，我并沒為這些積極的判斷而感到太多欣慰。
畢竟，在普通人如何生活的故事里，技術似乎是最不重要的元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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