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晚，有“2017反腐第一劇”之稱的《人民的名義》在湖南衛視首播。該劇片花有這樣一個片段，陸毅扮演的最高檢反貪總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怒斥貪腐官員：“你大把大把撈黑錢的時候，怎么沒有想到自己是農民的兒子？中國農民那么倒霉，有你這么個壞兒子！”（《法制晚報》3月28日）
現實中，“我是農民的兒子”已成很多落馬官員的習慣說法。無論在位，還是受審，都掛在嘴上。比如，2004年春運期間，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到深圳火車站了解情況，他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知道農民的艱辛，他們一年到頭在外打工不容易呀！決不能因為我們工作不力，使他們的血汗錢被票販子盤剝！”安徽省委原副書記王昭耀也在法庭懺悔：“我家祖祖輩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
湖北省原副省長孟慶平的自敘狀則更生動、細節豐富：“我是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我7歲就參加了家中的農務勞動，拾柴、撿糞、放牛、放羊、打短工，隨父下地種田，受苦挨累，一年到頭饑寒交迫，苦不堪言。”據媒體2014年梳理，在已曝光的53名官員懺悔錄中，居然有14人以“我是農民的兒子”開頭展開敘述。
“農民的兒子”，原本很親切、接地氣，也容易拉近與受眾的距離，可聽多了，也容易生膩。腐敗了，被捉了，坦白交代就是，何必東拉西扯，把祖宗八代的底兒抖摟出來？中國以農立國，往上追三代、四代，許多人是農民的后代。動不動就搞千萬元、上億元的黑錢，又跟農民有啥關系？這樣張口就來，未免是對農民抹黑。
當然了，貪官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人生逆轉之后，有些悲涼，有些孤獨，進而回到父母身邊、回到生他養他的那塊土地，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慰藉。就像路遙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在經歷了進城的挫折之后，一下子撲倒在黃土地上。不可否認，這樣的回歸，或有其合理性和真誠的成分。
至于說這其中的真情流露究竟比例幾何，倒也不好精細區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悔罪感還是有的。常言道，“不見棺材不落淚”，貪官也是人，也有正常人性，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之后，至少從情感上會產生落差，從以往的飄飄忽忽中沉落，漸趨正常。這樣講，也不是刻意在為貪官尋求解脫，不過是敘述一個常識而已。
有論者認為這是貪官在博取同情，甚至是在尋求寬大處理。不排除完全沒有這樣的算計，但如果一味如此歸因，不僅否認了貪官也有尋求改造、反省的動機，也把活生生的個體臉譜化甚至妖魔化了。民眾痛恨貪官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便認為這些人的所有言行舉止均是作偽，顯然有些簡單。畢竟，自己所犯何事、該當何罪，這些從仕途一路拼殺出來的“人精”豈能心中無數？
說到底，問題并不在于貪官自認是誰的兒子，而在首先是個“壞兒子”。檢視自己的墮落過程也好，懺悔自己不該貪污腐化也罷，需要找出來的是真實原因，而非糾纏于什么“農民的兒子”。不管是農民的兒子，還是官員的兒子，舉凡一個負責任的父親母親，都會督責兒子成為“好兒子”而非“壞兒子”，而絕不會唆使、縱容其作奸犯科、違法亂紀、濫用公權大把撈錢。
家境的貧寒可能使人對身外之物有格外的攫取心理，但也可能相反，不是那么在意錢財、權勢。在這個問題上，無論往哪個方向選擇，都不乏例證。“小人物”“苦出身”可能會更勵志，也可能會更墮落。農民的兒子并不必然指向貪腐，官員的兒子也不天然就清廉。勵志與墮落的分野，完全在后天而非基因。關鍵是官員能不能嚴格要求自己，約束權力，不使“內心的野獸”因為位高權重而被釋放。
我們也看到，那些口口聲聲標榜自己是“農民的兒子”的“壞兒子”，一旦“身登青云梯”，往往將父老鄉親、背后的土地拋之腦后。不僅身體遠離了農民和土地，情感也變得干巴空洞起來。下鄉走馬觀花，理政咋咋呼呼，同吃同住基本沒有，就連言語表達也日漸程式化、滿滿是俗套。原本好好的“我是農民的兒子”，也因為貪官的濫用、套用、僭用，而被徹底玩壞了。
這樣的“壞兒子”，不管是農民家的，還是官員家的，早就該以“人民的名義”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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