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時刻，不用對話，蔡瓊卉就能察覺手邊這架鋼琴和主人的故事。購入僅三年的新琴，連接弱音踏板的零件便打穿了那層厚厚的羊毛氈——如果對方不是頻繁授課的音樂老師，則通常是一名勤奮刻苦的練習者。比起其他同行，27歲的蔡瓊卉缺少一項“基礎工具”——眼睛。她是一位盲女。
幼年時，因意外喪失視力，她現在只能依靠耳朵和手部的精準配合，來完成鋼琴調音的工作。那些初次碰面的客戶，大多會經歷兩次感嘆。先是開門時，訝異眼前這位年輕盲女的職業選擇，調琴結束后，又轉向對她專業能力的稱贊。
對視力健全的人來說，生活中所見的盲者，從事推拿按摩居多。蔡瓊卉卻不甘于困在相對安全的家中，或是呆在更符合大眾預想的那間小小推拿室。
失明后的二十年成長中，女孩學琵琶演奏、上大學、后來成為浙江省唯一的盲人鋼琴高級調律師。她主動選擇了周邊人眼中“更狹窄的一條未知路”，但卻成為多年后，她抵御黑暗、與曾經的苦痛平靜相處的最好方式。
“沒想到盲人也能調琴”
漸變或深黑的鏡片后，是女孩的雙眼。上下眼皮呈閉合的縫隙狀，眼眶有些凹陷，透過薄薄的眼皮能感受到眼球轉動的狀態。
對蔡瓊卉來說，戴眼鏡不只是美化的作用。無論是立式鋼琴還是三角鋼琴，復雜的內部構造時常會累積灰塵——對普通人來說，這點灰塵或許沒什么，但對蔡瓊卉工作時的眼睛卻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過去兩年，她為超過500臺鋼琴進行調音和修理，和那些隱藏在琴身內部形形色色的故障交手。榔頭不平整、螺絲松了都算小問題，還有琴弦斷掉好幾根的，一組88個零件全部蛀掉的，也有買來十幾年一次都沒有調過的琴。
工作時，女孩通常會將及腰的黑長發扎成一束馬尾，坐上琴凳一邊彈一邊調。時間最長的一次，她連續調了五小時。那是一臺擁有12000個零部件的三角鋼琴，一遍調完琴音穩不住，蔡瓊卉只能再來一次。
通常，蔡瓊卉會攜帶一個20幾斤的黑包，里面都是最常用的調音工具和常備材料：扳手、琴鍵鉗、木砂板、音叉、止音夾，零零總總六、七十種。
每一位經驗豐富的調律師，都會找到自己和“樂器之王”獨特的對話方式。畢竟要從88個琴鍵、約230根琴弦和8800個零部件中，匹配問題源頭并成功解決，難度不亞于解鎖一道復雜的數學題。
比她大五歲的姐姐蔡艷春不懂音樂，她聽不出琴弦擰動10度或20度的區別在哪里，只知道妹妹常說，“鋼琴誤差就算在0.1毫米，也會造成彈奏的不舒適。”即便是一個簡單的雜音，也需要分析判斷出自哪里，反復測試，反復調整。
蔡瓊卉的耳朵最懂得一臺完美鋼琴應該擁有的樣子，“聲音聽起來干凈通透，完全沒有雜音，手感也非常靈敏，心到手就能到。”
除了知道蔡瓊卉背景的熟客，也有一些琴行介紹的、沒有被提前告知的客人。等到了對方家里，客人猶豫著不太敢讓蔡瓊卉進門調琴。母親孫水娟曾陪著女兒一起到客人家里調琴，她好幾次都向對方耐心解釋。
對話場景都是相似的。“我告訴他們，女兒是在北京上大學專業學調琴的，做得好再付錢，調到你滿意為止，”有時，還需要額外的言語保證和激將法，比如，“如果對你的鋼琴有任何損傷，都可以賠償，先讓她試一下。”
好奇心和善意通常會打消一部分客人的疑慮，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沒人真的會完全拒絕蔡瓊卉。但進到房間后，也有客人會忍不住全程站到蔡瓊卉身旁，觀察女孩是如何在盲眼狀態下調琴操作。
一位85歲老先生，家中有臺二十多年歷史的珠江鋼琴。老人年輕時拉過小提琴，對音準要求高，之前請的好幾位本地調律師都不滿意，他甚至專門請過上海的調律師到家中。蔡瓊卉調完琴后，老人堅持要給女孩加錢，并在結束后將她送到小區外。
在浙江，蔡瓊卉是唯一一位盲人高級調律師。客源逐漸累積，她有時忙到一天需要跑三戶人家調琴。隨之而來的肯定和贊譽里，她時常會收到對方這樣的反應，“沒想到盲人也能調得這么好。”
對視障人士來說，失去了光明，但另一方面 ，聽覺、嗅覺和手感的靈感度也在增加。
除了盲文，蔡瓊卉能僅憑雙手摸出一些有紋路感的普通文字，比如銀行卡上凸出的那排數字;修理鋼琴時，正常調音師用視力都難以觸達的細小縫隙，蔡瓊卉能通過摸索定位和方向排查，從速度上更快找到;比起先天失明者，她在顏色搭配上也更具優勢。
還有一些特殊時刻，看不見或許并非壞事。有一次，爺爺受傷住院，血淋淋的傷口包扎好，蔡瓊卉聽見家人在感慨這些令人心悸的場面，那個瞬間，女孩心里舒了一口氣，“哎，看不見也挺好。”
童年意外
在全家的相簿中，只能找到一張小瓊卉出事前的照片。這是一張拍攝于小學時期豎版的紅底登記照，粉色帶花紋的薄杉外，套著一件藍白色的翻領校服。女孩理著短短的學生頭，頭發長度不過耳，分開的前劉海散落著兩株發絲。臉頰有著幼童常見的嘟嘟感，眼睛目視正前方，嘴角上揚。
那場毫無征兆的意外來得太突然。2000年10月的一個下午，8歲的蔡瓊卉在富陽讀二年級，趕上學校里開秋季運動會，低年級的學生被準許放假回家，幾個得閑的孩子們相約去同村的小伙伴家里玩。對方家中正在造房子，工作中的泥瓦匠隨手扔出的一把石灰恰巧落在抬頭的女孩眼中。
父母當時都在村外上班，當他們得知女兒出事并匆忙趕到時，村里的叔伯已經帶著孩子從村衛生所、鄉醫院一層層轉送到富陽的人民醫院。那時，從村里進城路程不便，一輛三輪摩托便是大家能找到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母親孫水娟記得，富陽的醫生判斷蔡瓊卉眼部傷勢嚴重，建議家人直接將其送到杭州的醫院救治。一家人在慌亂的局面中，又匆匆打車前往一小時車程外的杭州市區。抵達杭州的醫院時，已經是晚上七點，距離事發已過去三小時，在這段時間里，沒有人對瓊卉的眼睛做清潔處理。
時隔19年，蔡瓊卉對事發的細節記憶都是模糊的，只記得受傷后眼睛疼得厲害，“當時做了全麻手術，醒來已經是深夜，睜開眼睛一片黑，第二天早上再次醒過來，還是一片黑。”
躺在病床上，她聽見身邊的親人都在哭，但不懂這意味著什么。在杭州經歷幾次手術后，醫生向蔡家人坦言，孩子眼睛灼傷太厲害，實在沒辦法了。
家人不愿放棄，又將孩子轉送到上海的眼科醫院。農村家庭負擔不起持續的治療費用，當地的媒體還曾刊發報道倡議捐款，一周之內，熱心的陌生人為蔡瓊卉湊齊了10萬余元治療款。
但蔡瓊卉的雙眼已經被嚴重灼傷，角膜全脫，醫療手段的全面介入也難以挽回。之后的數年里，全家人一直折返在手術室、病房和浙江老家，光是全麻手術，蔡瓊卉就做了十余次。確診失明后，醫生也只能盡力安慰孫水娟，“小姑娘運氣不好。”
出事那年的春節，蔡瓊卉和父母是在上海的醫院度過的，留下13歲的姐姐獨自在家上學、做飯、照料家禽。那個年代，手機還未普及，姐妹倆靠打固定電話問候彼此。
原本父母以為小女兒尚未知事的年紀，就算碰到不幸也是在懵懂中度過。但那通電話里，蔡瓊卉表現出意料之外的懂事。
她一邊哭一邊朝著那頭的蔡艷春說道，“姐姐，我這輩子沒用了，你要好好讀書，以后家里要靠你了。”在經歷20多次大大小小的眼部手術后，她更加珍視左眼僅剩的一點微弱光感。
有人從身邊走過，她能感受到一個模糊的影子，如果在靠近臉部的區域晃動手掌，她也能捕捉到一些動態。對比起完全墜入黑暗的那段時光，至少現在能勉強區分白天和黑夜。
在黑暗中行走
事故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女孩陷入了一種難以自控的抑郁中。和過去自由的生活相比，她被丟失的視力搞得全面受限：長時間不能獨自出門，在家里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連吃飯、穿衣、上廁所的基本需求也得別人幫忙才能完成。
因長期用藥和激素作用，蔡瓊卉從30多斤迅速增重到80斤，即便看不見鏡子里的自己，但姐姐從言語間感受到妹妹的情緒起伏，“那時候她會說，我眼睛看不見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更多因失明帶來的生活阻礙，只有最親近的家人才知曉。農村家庭還沒有安裝自來水的年代，洗衣服都堆在盆子里，小矮凳也是隨意擺放，過去輕易就能繞開的生活用品，好幾次絆倒了蔡瓊卉;家里自建的房子分樓上樓下，母親心疼女兒，試著背她下樓，結果沒掌握好平衡，兩個人一起從樓梯滾了下來，孫水娟因此在床上躺了一個月。
害怕女兒在不經意間與家人走丟，孫水娟便提前想好預案。一條小毛巾蘸濕水，握著女兒的手，在地上一筆一筆教她寫“蔡瓊卉”三個字。母親內心深處的想法是，就算萬一哪天女兒真的走失，也能在失明狀態下寫出自己的名字。那時，全家的氛圍總被沮喪和沉默包圍。
女兒出事后，孫水娟總是忍不住哭泣，有時自己一個人偷偷躲著抹眼淚，有時抱著女兒一起哭，丈夫為了一家人的生計奔波賺錢，不到40歲的年紀頭發也很快變白。
在黑暗中行走，除了不便，更多的時候伴隨危險——即便是蔡瓊卉成年后，也并不能降低風險。有一回過斑馬線，一輛速度很快的車快要撞上行走中的蔡瓊卉，好在旁邊的一個好心人迅速拉了她一把，避免了一場悲劇;早期蔡瓊卉獨立行走，家人不放心，總是會悄悄跟在她身后，不能隔太遠也不能隔太近;后來有了叫車軟件，家人便在手機上隨時查詢接送她的司機名字和行駛路線。
后來女兒在遠離家鄉的北京讀書，孫水娟總是擔心。有一次接到學校打來的電話，說蔡瓊卉的眼睛受傷了，她匆匆趕到學校，見到了戰戰兢兢的“肇事者”——女兒同宿舍的盲人室友，一位父母也都是盲人的年輕女孩。
她得知起因是一根沒有妥善放好的褲夾，不小心戳到了女兒的眼睛。“都是苦命人”，孫水娟太能理解對方的不易了，她告訴學校不要對方賠償，還寬慰那名被嚇壞的女孩，“不要放在心上，阿姨不會罵你的。”
調琴的工作必須外出，這成為蔡瓊卉面臨最大的難題。對視障群體來說，搭乘地鐵是最便捷的，工作人員可提供進出站接送服務。但調音師的工具包里時常會攜帶除銹潤滑的噴霧液體，有易燃易爆標志，不允許帶上地鐵。
她還申請到一只名叫“阿拉丁”的拉布拉多導盲犬，擴大了自己的行走半徑，生活也變得更有規律，遛狗、散步、鍛煉身體。
但許多司機并不愿意乘客帶著一條體型并不小的動物上車，即便知道這是工作犬。有小孩的家庭、對動物毛發過敏或是單純害怕犬類的客戶，也不能接受蔡瓊卉帶著“阿拉丁”一起工作。
還有一些訂單，是在遠離市區的鄉下。填寫的位置不準確、地圖導航的偏差都會讓蔡瓊卉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精力。就算是和朋友在一起相對輕松的社交場合，也很難避開因失明帶來的尷尬。
聚餐，如果是帶轉盤的大餐桌，蔡瓊卉很少夾菜。她動作略慢，需要找準位置，夾掉了或是耽誤到其他人的時間她都覺得不好意思;有時，會有好友主動邀約出去游玩，即便內心很想出去，但考慮到那些可能存在的不便，念頭也就打消了。
即便如此，蔡瓊卉還是決定鍛煉自己獨自出行的能力。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嘗試，是在北京讀大學時完成的。
大一下學期，她瞞著所有人，一個人從學校走到校外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拿著盲杖一點一點摸索，聽到叫賣聲的時候知道自己到了目的地。
短短400米路程的成功，極大鼓舞了蔡瓊卉。信心就是這樣一步步建立的，從最開始的忐忑不安，到最后發現，“其實也蠻簡單的!”
一條狹窄的路
從小，父母在物質層面能提供的助力不多。但在富陽區鹿山街道江濱村的村民們眼里，蔡家兩姐妹算是頂爭氣的。
孫水娟原本是流動水果攤的攤販，女兒發生意外后她便不再工作，全身心照顧家里，好些年之后才在家附近的一家工廠重拾生計;丈夫原本是造紙廠的工人，女兒治病籌款的費用花光后，他又跑去做打樁機的施工員。
長大后，姐姐蔡艷春進入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妹妹在家里開了一間小小的盲人調律工作室，生活自給自足。
孫水娟倒是想得開，“我們家另外的財富都沒有，就是女兒們從小滿墻的獎狀。”這些年來，周遭人對蔡家的同情逐漸轉向羨慕。
有時，鄰里夸她兩個孩子教育得好，孫水娟擺擺手，“誒，天外有天。”除了謙虛，更多的是向外人難以言明的的心路歷程。
蔡瓊卉從小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從決定進盲校、學習琵琶演奏、選擇考大學到成為調律師，她選擇了一條和大部分盲人同學完全不同的路。
母親能做的，只有陪伴。2003年，剛到浙江省盲人學校時，孫水娟跟著女兒住校一星期，母女倆一起學盲文，母親學會后又轉授女兒。
重返校園后的時光，讓蔡瓊卉的性格變得開朗了些，更重要的是，無意間促成了她和音樂的相遇。盲校的外聘老師張根華，無償教授蔡瓊卉琵琶演奏多年。張根華今年已經68歲，他印象中初見蔡瓊卉時，女孩不太愛講話，“總是我問一句，她答一句。”
最開始，蔡瓊卉對音樂的節奏感比較差，老師也從未指望盲人學生能成名成家，只是想著能讓孩子性格開朗一點，能有機會和社會多接觸就好。
他甚至自己也閉著眼睛彈奏，體會在黑暗中與樂器融合的感覺，“摸索經驗教她，怎么比較方便掌握，老師最主要就是不讓學生走彎路。”
他記得這名學生為練琴付出的努力，老師彈奏的時候她會用錄音設備錄下來，自己回家跟著練習，最長的一次抱著琵琶彈了16個小時，手指長凍瘡、劃破出血、生繭也是常態。
漸漸地，張根華發現，蔡瓊卉對音樂的把控力甚至比一些視力正常的學生還要好。學習琵琶三年后，小姑娘還受邀到杭州和寧波的劇院演奏，成名作是《彩云追月》和《陽春白雪》。
在一次比賽中，蔡瓊卉奪冠，視力正常的兩名學生拿了二、三名。對方家長私底下跑來探底，“不可能吧?是不是盲人給予照顧?”張根華向對方解釋，“不存在照顧，比賽又不止一首曲目，都是看功底實力。”
高中分班時，大多數盲校同學都選擇推拿班，高三就實習走上社會。蔡瓊卉不甘心，她不愿自己以后的人生都困于推拿室中。2013年，她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學習鋼琴調律。
這段不同于大多數盲校同學的成長經歷，讓蔡瓊卉的盲校同學褚曉然印象深刻，“從小學音樂，她的氣質會特別好，讀大學后聽她講話，感覺自己和她差太多了。”
也學了推拿的褚曉然清楚，“瓊卉的路雖然比我們好，但是也遠比我們艱辛得多。”好友提到的艱辛，從蔡瓊卉回富陽找工作時便開始了。
最開始，父母希望她能考入相對穩定的單位，但因女兒的身體狀況作罷。數次碰壁后，她決定把自己的專業用起來，開一間盲人調律工作室。
比起早早進入推拿按摩行業，薪資收入都有保證的同學，剛開始蔡瓊卉連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全保證。立式鋼琴300元一次，三角鋼琴500元一次，但找蔡瓊卉調琴的人并不多。
直到去年開始，盲女調音師的口碑在杭州漸漸傳開，客源才積少成多。在本地出名后，偶爾會有外人夾雜質疑和眼紅的言語。
張根華曾在街上碰到一個同是教音樂的老師，對方帶著些不友善的語氣說，“蔡瓊卉現在出名發財咯!”老先生一聽氣不過，他紅著臉跟對方爭辯，“你這話什么意思，她哪里發財啦，不就是一個盲人找到了自己就業的活路!”
無論是家人還是蔡瓊卉自己，都沒能預料到，當初那些并沒有明確未來的決定會帶來什么樣的結局。如果沒有8歲那年的一場意外，這個喜歡素雅長裙和垂感旗袍的女孩或許會是另一番人生。
小時候，蔡瓊卉雖沒說過自己長大后的宏達理想，但姐姐記得，妹妹最喜歡的玩具是一個洋娃娃，搭配上各式各樣的小衣服，“可能那時她內心想當一名服裝設計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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