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創辦新東方，實現了上市；現在又辦大學，接下來你的人生之路會怎么走？
俞敏洪：人活著活三條命。第一條叫做性命，第二條叫做生命，第三條叫做使命。性命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能夠確保活下去，不被餓死，不被凍死，有房子住，有自行車騎，或者有輛小破汽車開。大部分人差不多也就活到了性命這個層次。
到生命這個層次是這樣的概念：人活的是自己的尊嚴。就是說，你的生命中一定要有尊嚴，這個尊嚴包括你自己在事業中會有一點成就，你有自己的愛好，你受到周圍人的尊敬，你也尊敬周圍人，政府的社會的體系也能夠讓這些人活在生命中。所以我常常說，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讓人活在生命中，不是活在生存中。
使命，我覺得并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有，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一些人承擔著各種各樣的使命。像習近平、李克強承擔了推動國家發展的使命。我發現我不知不覺就跟中國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結合在一起了，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現在只能沿著這條路往前走。因為在我的生命中間，我很難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盡管我也會游山玩水。
最初我在北大教書也好，或者在農村還沒上大學也好，基本上是茍全性命于亂世。因為我小時候是亂世，“文化大革命”。但是后來北大的教育給了我生命的尊嚴感。我從上北大開始，即使沒錢我也有生命尊嚴感，知道怎樣去維護自己的尊嚴，知道怎樣去維護別人的尊嚴，知道怎樣做到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什么時候開始有使命感？很多人把自己創業視為一種使命感。
俞敏洪：做新東方的時候，很難說有任何使命感，但也不是處于性命狀態或是生命狀態。因為做新東方當時的目的我就想賺一筆錢以后到美國去讀書，所以既不是因為性命之憂，沒飯吃了要做新東方，也不是說我要捍衛生命的尊嚴，因為出國讀書跟捍衛生命尊嚴沒有必然聯系。但是做著做著做成了美國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來了。為什么？一旦人酒足飯飽，哲學思想就會冒出頭腦。即使是一個酒鬼，他都會這樣問，我活著為什么？想不通的人反正想不清楚，第二天繼續喝酒、吃飯；想得通的人除了喝酒吃飯之外，就會去做一些有些意義的事情。我就屬于，每天喝酒吃飯，但是能夠在空余時間想著去做一些有點意義事情的類型。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哲學意識是指什么？
俞敏洪：哲學意識是沒有文化的人都會有的。思考宇宙的存在以及思考個人存在的目的性，這就是哲學。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這個答案就是，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你想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有意義的話，你就必須去尋找自己有目的性的，并且讓自己有成就感的事。因為你空虛地活著，游山玩水地活著，最后心靈的空虛比你沒有目的性還要難受。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現在許多企業家擁有了巨額財富之后空虛。你會有困惑嗎？
俞敏洪：困惑從青少年就應該有，十七八歲的孩子就應該思考自己的人生了，中年應該有答案了。如果中年再沒有答案，就真的是很迷茫的狀態了。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了。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辦大學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應該是之一。我覺得我能做的可能不僅僅是只辦一所大學。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你剛才提到使命感，辦大學除了使命感，還有什么力量推動著你？
俞敏洪：我是這么想的，把錢都留給孩子，那肯定對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錢捐給某一個機構，讓這個機構用我的錢去做善事，我還真不放心。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既是做善事，又可以可持續發展，因為人總希望自己活著時還留點什么東西。這是人的無聊，但是也是人的意義。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這個東西是誰干的，總希望有點這樣的東西。虛榮心在作怪。
談活法：以立言為世界留下精神遺產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現在企業家都開始討論傳承，你希望傳給家庭子女的和世界的，分別是什么？
俞敏洪：我傳承給家庭的應該是家風，孩子最好能傳承我奮斗的精神，以及對世界的理解和博愛、尊重，當然也希望傳承我身上的能力和做事情的判斷力。對這個世界的傳承，我覺得主要還是精神遺產，如果說我有生之年有這樣的可能性，通過自己的著作或者語言留下一些精神遺產，300年以后人們還在讀的話，我覺得這個就了不起了，這是我想做的。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立言？
俞敏洪：對。其次才是大學。因為大學是做實體。
其實這個東西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而是你在你的人生精神中間不斷積累的過程。很簡單，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他從沒想到他的言論會被留下來，因為他是授而不作的。他講的話只不過被弟子記錄下來，而且是零零碎碎地被記錄下來，現在正是因為這樣的記錄行為本身，導致孔子為整個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遺產。
所以精神遺產的流傳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經意地，你這個人到了那個境界，出了那些文字，不管是別人記錄下來的還是你自己寫的，經過歲月的沉淀，依然有人不斷地從里面吸取營養，那就說明這已經成為精神遺產了。所以能留下精神遺產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我當然希望自己能成為這樣子的人，但是實際上離這個太遙遠了，十萬八千里。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期待立言，更像一位儒者。你有宗教信仰嗎？
俞敏洪：我沒有。我對所有的宗教都是抱著一種向善的態度去看的。我自己不選擇任何宗教傾向。我認為任何宗教都帶有一定的觀點上的偏狹性，因為他在執著于自己對世界的理解。
假如現在有一個狀態，你一定要選擇一個宗教信仰，你不選的話就把你斃了，如果有這樣的場景出現的話，那么我可能會選擇佛教，但是我會采取入世的佛教的態度，而不是說出世的佛教態度。
談文明：中國缺思想市場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一些學者和企業家均認為，西方國家出現了現代性困境，包括前幾年的金融危機，而中國的文化可以幫助他們。你怎么看？
俞敏洪：我覺得金融危機不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缺陷，它是可以修正的，實際西方金融危機過后，修正得相當不錯。中國改革開放只有30年左右，我們沒有碰上金融危機。這不能證明我們的文化體系、社會結構或者政治體系，比西方優越，我覺得這是非常狹隘的看法。畢竟人家西方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已經接近200多年的歷史。
中西文化的比較，應該從人民生活本身的狀態和精神文化的豐富性來比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一方面是追求物質極大地豐富，同時也追求科技對人類極大地滲透；從文化方面來說，西方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非常偉大的人物出現，包括文學家、藝術家。
我對世界文化的研究的結論是這樣的，任何文化的繁榮一定是如下幾個過程：第一是這個民族開始做生意，拼命做生意拼命賺錢；其次，物質達到了豐富以后，就會對文化進行投入。做生意后還有一個中間階段，會形成多民族文化融合。為什么？做生意繁榮以后，會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希臘的繁榮，古羅馬的繁榮，美國的繁榮，都是這樣的過程。文化交融帶來人的創新思維的出現，帶來各種思維的人的聚集，最后如果再有一個開放的環境，文化藝術的繁榮就必然會出現。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似乎開始步入第二步。
俞敏洪：中國現在已經走到了第二步。前30年就是做生意，現在做生意還沒完，里面坑蒙拐騙什么都有。第二步的文化融合，你會看到現在中國和西方文化的融合。這種融合，只有在中國能做到，在西方國家做不到，因為西方國家已經固化了，他們對中國文化是不接受的，他們把中國文化當做一個異樣文化來看待，我們對西方文化當成一個接受文化來看待。現在在文化交融的過程中，還缺少一個環節，就是中國未來思想市場的自由。思想自由不等于思想的自由化，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國的思想市場自由了，就會帶來人們的思維的活躍，創新力加強，后面再看就是文化的傳承。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如你這般創辦私立大學也就水到渠成。
俞敏洪：必然的。如果中國的體制改革到位的話，中國的私立大學一定比公立大學好。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現在缺思想市場。
俞敏洪：對，容許思想市場生根發芽。實際上現在已經有端倪了，莫言被評為諾貝爾獎，算是一個標志。盡管不算是一個典型標志。表明中國的思想市場、文藝市場未來會出現。中國未來10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跟各個國家相比都不會差。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看得出來，你很樂觀。
俞敏洪：科學、藝術、經濟，都會有。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但是前提是制度變革到位。
俞敏洪：它會變的，它不能不變。中國只會走向兩個極端，第一個極端就是現在不斷地改善、改革、改良，我覺得政府有這個決心，不僅僅是反腐的決心，也不僅僅是改革的決心，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決心，更重要的是，能夠把制度改革變成真正的首要任務，逐步排除利益集團和僵化的權貴資本對中國的影響。未來中國會出現我們剛才描述的后續繁榮狀態，還要100年。但是如果這種變革成不了的話，中國就會出現歷史上不可擺脫的混亂狀態，到最后軍閥混戰什么的都可能會出現，那中國人民又是200年的苦難。因為中國一般混戰都是接近200年。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歷史規律。
俞敏洪：對，這個民族不會滅亡，但是老是在這種苦難中間循環就挺鬧心了。但是我們作為草民，什么也做不了。
談大學：教授是學校的靈魂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的許多民辦大學都具有營利性質，你怎么看？
俞敏洪：培訓教育是營利性質，是公司化運作，都是上市公司了。大學永遠不可能做成上市大學。在過去的10年間，中國有些民辦大學號稱被外國機構投資收購，也想把它打包上市，但是沒有一家成功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學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是非營利才能做好，任何想從中間賺錢的行為和營利的行為都做不好。現在大量的民辦大學實際上盈利的，盈利就擠壓了對學生的投入，最后個人從里面撈取資本。
它不是不能營利，但是大學的本質決定了它不應該營利。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世界各國的大學各有其模式，你理想中的大學治理結構來自哪個國家？
俞敏洪：我覺得最理想的還是美國的大學治理結構，當然我們要適應中國的國情做一些改變。美國的治理結構符合辦大學的特點、學術研究的特點、人才培養的特點，也包括資金可持續發展的特點，同時它還涉及到大學中間人與人的爭論問題。美國大學尤其私立大學的辦學機制主要是教授治校，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教授是學校的靈魂人物。你不征求他們的治校意見，自己想當然地、很魯莽地去治校，既不尊重教授的人格，也不尊重他們的知識，就不可持續。
但是中國的很多學校就這么治了。治的結果你可以看到，中國沒有真正的世界名校，盡管北大、清華在名聲上可以列入世界名校之列。我是北大教育基金會的成員，北大教育基金會的基金現在還沒超過20億元，哈佛大學教育基金會的基金是400億美元，這其實不是來自兩個國家的貧富差距，而是大學管理結構的不一樣。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假如北大是私立大學的話，我肯定就不再辦大學了，我就把我的錢捐給它了，要求這筆錢怎么用，它就能長久地保留我的貢獻。但是對于公立系統，我就缺乏這方面的信任。
談教改：教育想要變好，應把一半公立學校交給民間做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他說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大學都是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你怎么看中國大學教育的這種傾向？
俞敏洪：他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對北大的一種批判，并不是對北大的贊揚。我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他教過我們，他屬于新生代，但是又是跨了老一代的人物。現在的孩子進入大學以后，學專業主要是為了找份好工作，對人文情懷和思想市場完全不感興趣。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特征，北大也不可避免地一定會染上這個時代特征。但是北大未來要想成為真正的世界頂級學校的話，依然要回到思想陣地上來，絕對不能培養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應該說，豁達的利他主義者才是一個大學真正培養的目標。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對于現行的教育內容和模式的不滿，越來越多的學生用腳做出了選擇，他們紛紛到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上學。在現有體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教育如何會變得更好，你的思考會是什么？
俞敏洪：現有體制下中國教育變得好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覺得首先把一半的公立學校交給民間力量來做，可能是對教育的一個最好的促進。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帶來競爭。
俞敏洪：對。因為在民國時期是有私立大學的，而且很多私立大學做得很好。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是教育健康發展的兩只腳，現在你把那只腳砍掉了，只能蹦著走，其實中國高等教育一直是蹦著走的，結果就是永遠護穩，永遠缺少競爭性。所以我希望那只腳再長出來，我所做的就是為另外一只腳長出來做一點努力。
真要想一下子改變這個格局的話，國家應該痛下決心，比如說每年拿出10個大學讓給企業家做。有的企業家都是億萬富翁了，你可以讓大學更名。比如說某個大學，就更名為馬化騰大學，馬化騰說不定就接過來了，這樣的話，馬化騰的投入就不是一點兩點了。
國家沒有這個氣度，覺得把大學交給個人辦，失去了思想陣地，這其實是個誤解。
慈傳媒《中國慈善家》：朱清時先生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學一直廣受關注，被認為是教育改革的試驗田。在你看來，它對中國教育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俞敏洪：南方科大的探索一開始路子就沒走對，朱清時一開始就跟深圳市政府結合，這怎么可能走對？他一上來，結果就錯了。深圳市政府給他弄一個校園，最后誰說了算？那肯定是投錢者說了算。這不是朱清時的錯誤，深圳市政府給他投錢，辦這個學校，所謂讓他完整地運作，本身就是一個美麗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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