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14年11月2日到23日，我所服務的機構——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組織了一次為期21天的關于慈善與非營利的美國培訓考察。感謝美方合作伙伴，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和錫拉邱茲大學(雪城大學)為這次培訓考察提供的支持。與很多高大上的中美慈善交流活動不太一樣，我們組織的這次美國之行，還慈善以民間和基層本色，讓學員們近距離自由觀察、了解美國慈善與非營利行業，同時帶著問題，與美國的慈善同行、政府慈善相關管理者和專家學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溝通和交流。個人感覺收獲頗豐，不敢私吞，試欲擠時間整理觀感，作系列分享。此為其二。
2014年11月為期三周的美國慈善與非營利培訓考察，每天都收獲很多很多，回來與同事分享時，我說：對我內心沖擊最大的，就是那一句名言：我有一個夢想。
走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的大理上地面上，我不經意就發現了這么一句話，于是我把它拍了下來，英文很爛的我，也明白這句話的含意。后來我問其他的學員，他們都沒發現;一個月后我的夫人出國去美國考察，他們也沒有發現。
作為一個中國慈善從業人，我站在這塊大理石上，回頭看看林肯紀念堂，再抬頭遠望那高聳的華盛頓紀念塔，任由這幾個元素自由勾聯，心中竟興起陣陣漣漪：慈善不就是一個個夢想的實現嗎?
長期以來，一直以為這是一句勵志名言，離慈善很遠很遠，沒想到，這竟然成了我對美國慈善與非營利事業最刻骨的解讀。
中國今天的慈善與非營利行業，精英大佬們都很強調專業化、職業化，甚至都有一種聲音還在強調市場化，應該說這都有一定道理，甚至也有必要。但對于慈善的價值基礎，大佬們似乎重視不夠：把慈善和夢想關聯起來，已不是常態;把慈善和自由、和公民社會關聯起來，則甚至被某些人認為是一種異端;把慈善和創新關聯起來，倒是一種時髦，但創新的真正意義，則又被精英們異化了。
慈善是夢想的天堂
美國拜訪的18家機構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種子基金會(SEED Foundation)。這家機構，是“我有一個夢想”的現實版本。
成立于1997年的SEED基金會，是由一個印度裔青年精英拉杰(Rajiv Vinnakota)所創建。
拉杰是一位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本來是學分子生物的，畢業后從事商業咨詢，有非常良好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后來，拉杰有了一個新的夢想：
他發現，美國教育體系有一個很大的缺陷：美國雖然有全球最好的大學，但60%的美國高校無法為貧困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務，而美國中小學更不盡人意;美國的高中貧困學生中，50%畢業后不能進入大學;而進入大學的貧困生中，只有10%能夠正式從大學畢業。也就是說，只有5%的美國高中貧困生能夠大學畢業。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作為一個青年精英，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解決這個問題。
拉杰的新夢想是：用慈善模式，開辦專門招生貧困學生的學校，讓他們接受最好的中學教育，打好中學基礎，提高貧困高中生大學畢業率，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進而改變這些家庭的貧困境況。
拉杰說，他自己很固執，很瘋狂，一旦他認定了夢想目標，就很堅持。別人越說他不行，他就越要證明給大家看。
拉杰用自己的10萬美元起家(10萬美元，是維持學校一年半的費用)，成立一個基金會，取了一個很有寓意的名字：種子(SEED)基金會;開辦了一所中學，就叫種子(SEED)學校，專門來招收貧困學生。
辦學校是一個很具體的事，如何做理性的需求分析、如何找對師資，如何游說學生，如何游說政府支持，對于商業咨詢經驗豐富的他，既有重重困難，但同時也富有新挑戰，他其樂無窮。
用創新的方法，服務最貧困家庭，提升貧困高中學生的大學畢業率，——拉杰的夢想，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最早響應并參加拉杰的，是他一個做商業咨詢的同行，埃里克(Eric Adler)，他們一起成為SEED基金會的創始人。
當然， 拉杰成功了，SEED成立15年來，在全美(分別在華盛頓D.C、馬里蘭州、邁阿密)開辦了3所種子學校，每個學校培育350—400名貧困高中生。通過種子學校畢業的貧困高中生，創造了美國教育史上的奇跡：大學畢業率由原來的5%，上升到54%，甚至超過了美國大學平均畢業率31%(美國公立學校大學畢業率是34%)。關鍵是，種子學校貧困學生中，大多數會成為該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從而帶領改變其家庭困境。
當然，他也受到了美國社會和美國政府的高度認同，拉杰被評為全球最著名的25個NGO領袖之一，上了美國著名的脫口秀節目，他還受到了美國總統的單獨接見;通過游說，政府給他們每個學生2.5萬美元的補貼;日常運營費用主要靠政府撥款;15年來他的學校還獲得了8千萬美元的私人捐贈，學校建設和師資費用主要靠捐贈;老師們也給予了巨大支持，今天種子學校的一個崗位，可以收到600份應聘。
SEED基金會和SEED學校，成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追蹤調查的一個經典成功案例，成為美國公私合作、政社合作的一個典型模式。
問到創業的感受，拉杰告訴我們：“做SEED基金會，實現夢想，比當美國總統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影響更大。”這是典型的美國夢，在一個非營利領域的實現。
其實，千萬別以為那只是美國夢，離我們遙不可及;同樣，在中國大地上，也有許多夢想，放飛在慈善與非營利的天堂。我所服務的機構，辦了兩個培訓系列。無論是安利學院還是老牛學院，這些學員，就是中國大地上的夢想實踐家。在中民培訓的宣傳冊上，一直大寫著這樣一些名字：萬曉白，在內蒙古草原的環保和志愿服務;馬佳年，早產兒聯盟;……正是他們，讓我看到希望，一直激勵著我為慈善這個行業前往!(關于中國夢想家們的故事，容我下次再作專門的介紹。)
慈善是自由的樂園
夢想與自由是孿生兄弟。這次美國慈善與非營利行業培訓考察，再次證實了這一點：在美國，如果說政治是講民主，那么慈善是講自由。
政治是防止惡，因此美國人對公權利的政府高度警惕，政府的任何東西，法授權絕不可行，因此要由多數人(或其代表)的民主來決策;慈善是弘揚善，因此美國人對私領域的慈善與非營利，保持充分的自由，慈善領域的任何東西，法無禁止即可自由實行。
當然，這種自由雖有歷史傳統，但并非天生而來，也曾經歷一番斗爭。馬里蘭大學的羅伯特(Robert Grimm)教授告訴我們，美國開國初，開國元勛們就慈善進行了爭論，一些元勛們認為慈善是有害的，甚至要消滅慈善與非營利組織。但以本•富蘭克林為代表的開國領袖，非常重視慈善事業，支持并保護慈善的自由發展。
羅伯特教授介紹了美國慈善歷史上最著名的達特茅斯案件：1769年經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批準，伊利•扎維洛克牧師在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小鎮一所創辦私立的非營利學院，叫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學院，并擔任院長，創辦資金來自達特茅斯伯爵二世的捐贈。當初創建這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當地印第安部落的年輕人和當地的年輕白人。到了1819年，新罕布什爾州政府準備接管這個非營利的學院，改為大學;而董事會認為，該學院可以自由自主地決定其使命，哪怕與地方政府相沖突。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決學院勝訴，這就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有名的案件之一的Dartmouth Case。最高法院對于這一案例的最后判定奠定了非營利的美國私立學校獨立發展不受政府干預的基礎。
自由高于民主的另一個案件是1831年的史蒂芬•吉拉爾遺囑(Stephen Girard’s will )：1831年，美國最富有的商人費城人史蒂芬•吉拉德，有一個數億美元的遺囑捐贈，死后將其畢生財富捐贈于創建并運營費城的一個寄宿貧困孤兒學校，但有一個限制性捐贈條件，不能給有宗教傾向，而學生必須是“貧窮、白人、男孩”。這種新的社會愿景，被認為是極不尋常的:為什么吉拉德的財富不捐贈給“常春藤盟校"大學而只用來幫助貧困兒童?這個捐贈要求，在以天主教為主要勢力的當地，受到質疑。而身為天主教徒的史蒂芬•吉拉德的子女們極力反對這個捐贈，并提出上訴，要求修改這個捐贈條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慈善應該由捐贈人來決定其公共使命，哪怕這與大部分人的認識相違背相沖突。這就是美國慈善史上著名的史蒂芬•吉拉德遺囑案件，體現了慈善領域自由高于民主的原則。在美國歷史上，這是當時最重大的事件。
羅伯特教授給我們介紹了慈善自由的第三個案例，是世界慈善史上最著名的史密森遺囑(Smithson)案。今天，當人們去美國首都華盛頓，就一定會在華盛頓紀念碑和國會大廈之間，看到那個著名的史密森學會大樓，以及由它所管理運營的著名的史密森博物館體系，包括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航空航天博物館、藝術博物館等9大博物館。我們這一次美國培訓考察，就參觀了這三大博物館。但我們當時卻不知道，這些美國甚至是世界文化文明的場所，卻是與一個并非美國人的捐贈有關。
今天的美國史密森學會，是由英國科學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價值50.8萬美元的遺贈捐款，根據美國國會法令于1846年創建于美國首都華盛頓。歷史記載，貴族私生子出身的詹姆斯•史密森本人一生并未到訪美國，然而卻在1826年立下遺囑，把遺產留給侄子，但附上了這樣的條件：如果侄子去世時無子嗣，這筆遺產將捐給美利堅合眾國，“用于增進和傳播人類的知識。” 1829年，史密森謝世。6年后，他的侄子也過世，死時無子嗣。于是，經美國國會批準，當時的杰克遜總統派外交官理查德•臘思前往英國接受這份遺贈，而此時史密森侄子的家人已向英國法庭提出申請——要求將這筆遺產留在英國。這場官司打了兩后，最終英國法庭判史密森遺贈的50萬美元屬于美國。美國政府得到史密森捐贈的財產，遵照遺囑，成立了史密森學會，并在華盛頓獨立大道旁的一片大草坪，建起一座仿中世紀諾曼式的紅砂石大樓，設立了史密森學會總部。
雖然羅伯特教授認為當時美國人對英國人的捐贈，還不太愿意接受，但后來卻對此極為重視。史密森遺囑捐贈案件說明，慈善捐贈是自由意志的選擇，這種自由甚至超越了國家利益。回想起不久前國內社會輿論對潘石屹夫婦捐贈哈佛大學一片質疑，再對照史密森捐贈案，可見中國大陸的慈善捐贈文化，還落后歐美至少100年。認識到自由是慈善的價值內核，對于中國當前慈善領域，又何其重要!
正是因為慈善與非營利領域是自由的天堂，無論捐贈人還是慈善組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哪怕這些是個性的，非主流的非大眾的。自由，使得慈善與非營利領域個性多元、豐富多姿多彩。錫拉邱茲大學的史蒂文•力士(Steven Lux)教授也反復強調，“在美國，NGO幾乎可以做所有的事，沒有對其進行限制，因為大家認為慈善應該是自由的。”
創新和冒險是慈善的胎記
我們在美國培訓的第一課，就被美國著名慈善與非營利學者安琪拉•貝絲(Angela Bies)告知：與政府、商業相比，慈善有五個角色，分別為：服務、推動、文化、公民、創新。慈善與非營利領域，總能夠發現新的社會問題，找到解決的新方法;也能推動科學技術的創新。剛開始，我們對這個概念只是囫圇吞棗，沒法消化，隨后的培訓和考察，才真正領悟：原來慈善的內核就是創新和冒險。
在美國城市研究院訪問時，他們告訴我們必須經常問自己：為什么社會要有一個慈善與非營利行業存在?我們作為一個群體存在的價值在哪里?他們的研究表明：慈善與非營利行業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其創新內核。
用慈善與非營利的方式，創新地解決社會問題的案例，在美國聽了很多。馬大的羅伯特教授在他最后一堂課，給我們講了他的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當年是一個移民，他們所住的地方，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小地方。但他祖父有一個夢想，就是要在當地建立一座劇場。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冒險。因為當時，政府沒有錢來支持做這個事，而商業機構對在一個人口稀少的荒漠建立劇場更沒有興趣。但羅伯特的祖父認定了這事，于是自己捐錢，并說動了一些朋友來支持，果真在當地建了一個劇場。因為善于經營，劇場不但大獲成功，而且帶動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繁榮。“這就是慈善與非營利的魅力。許多事在商業看來是不可能成功的，但用慈善的方式，就很成功。這種創新的魅力，影響了我們家族，也影響了我!”講故事時，他一直在強調。
史蒂文•力士教授說，“慈善人具有企業家精神，就是致力于解決那些私有市場和政府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的創新能力”，他舉了一個例子：在底特律，因為鋼鐵和汽車產業衰落導致城市大蕭條，很多人失業，貧困和悲觀情況漫延，社會秩序很亂。一個慈善和非營利組織，說服政府，以零元的價格，將一個廢棄的消防局租給他們，他們用來辦了一個餐館，既吸收了就業，又給大家提供食物，這個餐館竟然大獲成功。人們認為，這就是NGO的魅力，因為如果純商業的角度，沒有哪個精明的商人愿意在一個蕭條的城市投資餐館，而政府本身財政困難，也無法解決當地人的貧困和就業問題，只有慈善與非營利機構，才會去冒險，才會想盡一切新的辦法，解決那些似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SEED基金會的創造人拉杰也告訴我，SEED的成功，關鍵在于其創新。“慈善與非營利領域，是使命驅動，非利益驅動。因此，必須創新才能解決一般商業和政府不能解決的問題。”商業領域出身的拉杰投身慈善后，企業家的精神在非營利領域拼發，才有了創新。“非營利領域，可以做試驗，我就是把SEED當作我社會夢想的試驗工廠。慈善與非營利領域要有冒險精神，不怕失敗，社會要允許這個領域的失敗或者試錯。”拉杰說：“我每天醒來，會想10件以上的事情，但至少有3件是從未做過的。”
羅伯特教授則告訴我們要記住慈善的兩個特征：慈善是自由的，是個性的，因此對一些非大眾非主流的問題領域，慈善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慈善是冒險和創新的，可在推動社會創新和科技創新方面發揮巨大作用。比如，飛機之用于民用，就是慈善投資試驗的結果，當時支持這一試驗的是古根海姆基金會。此外，如現今美國的亞馬遜公司，也正在民間的太空計劃。世界科技史上的很多發明，都是慈善與非營利的結果。“當然，這個領域也有更多失敗的案例，慈善要允許試錯”，羅伯特強調。
結論：慈善與非營利領域，很多時候都并不是苦行僧苦修的場所，相反，這是一個制造傳奇，產生英雄的場域。這里自由無限，這里充滿了希望，魅力無窮。無論在歐洲、在美國，很多人在這里找到了寄放夢想的所在，在這里開始了各種冒險和試驗，他們或者失敗，或者成功，總之都在自由地向社會證明，很多看似不能解決的問題，在這里能用慈善與非營利的方式找到解決辦法。慈善不缺少悲憫同情，但夢想、自由、創新，才是慈善與非營利事業的真正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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