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一部紀錄片讓印度政府深感威脅？《印度的女兒》講的故事關于2012年12月16日在新德里的一輛黑公交上發生的強奸案。23歲的醫學院女生Jyoti晚上9點多看完電影，跟一名男性友人一起搭公交回家，卻在車上遭到了六名男子的輪奸和毆打，犯罪男子用鐵器刺穿她的腹部、生殖器并將她的腸子拉出體外。之后Jyoti被拋出車外，第二天才被路人發現送往醫院。
這起駭人聽聞的強奸案隨即引發了印度近年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抗議示威，各地婦女們紛紛走上街頭要求印度政府還女性安全和自由。媒體普遍認為，這是女性對印度長久以來的性暴力泛濫、婦女人權狀況低下的不滿的總爆發。而印度政府為壓制示威動用了催淚彈、高壓水槍，并警棍毆打示威群眾。
印方此次對《印度的女兒》的禁播理由是“內容敏感，容易造成騷亂”，看來印度政府對影片播映可能帶來的社會反彈心有余悸。Jyoti的故事確實體現著多方面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不妨從它開始，談談印度社會的婦女權利狀況。
強奸文化與報案羞恥
案件施暴者Mukesh Singh
什么是強奸文化？案件施暴者Mukesh Singh給自己的辯護就是最典型的體現：“在強奸案中女孩的責任遠遠大于男孩。”
強奸文化就是一整套將強奸、性騷擾的責任歸咎于受害者的文化：女人就等于性；女人晚上出現在街上、女人穿著漂亮的衣服、女人跟男人一塊兒都等于在要求性；女人應該服從于男人的強奸，否則就該死；強奸不應該被說出來，強奸犯不應該受到懲罰，否則受害者就辜負了施暴者的“不殺之恩”——這些都是巴士強奸案的施暴者和他們的辯護律師說的。
“在我們的文化中，女人是很珍貴的，比紅寶石和鉆石還要珍貴，應該得到良好的保護，如果你讓她隨便在大街上走，那么自然要被狗叼走。”強奸者的辯護律師ML Sharma說。從這句話我們或許可以嘗試理解強奸文化和聲稱“尊重女性”是如何共存的：女人當然是可以被愛護和重視的，但不是作為一個平等的人，而只是作為男人，或者說家庭，所擁有的一件重要財物。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物化女性經常是以贊美和抬高女性、聲稱女性需要特殊保護來實現的。因為女人是圣物，所以她必須聽話、服從、接受保護、放棄自由，否則，遭到強奸和傷害就是活該。于是，只要男權社會可以找到女人“不夠圣潔”的理由，譴責受害者就順理成章，施暴者也不需要覺得愧疚或遭受懲罰。
性化女性的身體、物化女性的人格，基本上是強奸文化得以滋長的前提。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印度國家犯罪檔案局數據顯示，平均每20分鐘就有一名女性遭到強奸，這還僅包括有報案的強奸。
在印度，與任何一個強奸文化盛行的社會一樣，被強奸者報案將面臨沉重的社會壓力。Jyoti案的施暴者們在把她 扔下車后都認為她絕對不會向人控訴遭到強奸，因為這在印度社會是極其羞恥的事。盡管他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但直到Jyoti案發生后4個月，在強大社會壓力下，印度才在刑法中的性暴力內容里移除了“羞恥”、“穿著得體”之類的說法。與報案的艱難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在有報案的強奸中只有26%的案件施暴人被定罪。
娃娃新娘和焚燒新娘
與性暴力的泛濫相伴隨的現象是早婚——有女孩的家庭因為懼怕她們一旦受到“玷污”就嫁不出去，所以讓她們早早成婚。在印度，44.5%的女孩在18歲之前就結婚了。這又進一步地造成人們對“強奸”無感，正如Jyoti的媽媽所說：“在一個12、13歲的女孩就得嫁人的社會，人們對強奸一個大上10歲的女孩能有什么罪惡感呢？”
早婚的習俗還來自于認為女孩是“賠錢貨”，不如早點嫁掉好給兒子娶媳婦的想法。在印度，嫁女兒是要支付高額的嫁妝的，21世紀以來，置辦嫁妝的費用高達6-13萬美元。年紀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孩就要支付越高昂的嫁妝，這也是許多家庭不愿意讓女孩上學的原因。
為什么嫁妝會那么貴呢？這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有密切關系。隨著種姓制度穩固和種姓階級細分，男方被規定不能娶地位比自己高的女性，那么地位低的女性就得通過嫁妝抬高自己得身價，免得被夫家嫌棄。
如果嫁妝不夠會怎么樣呢？夫家會懷恨在心，然后呢？他們會把娶回來的媳婦“推進火坑”。這并不是一個比喻，夫家在不滿嫁妝后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逼新娘“自殺”，但更多的還是直接謀殺，其中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制造“廚房事故”，印度中下階層的灶開在地面，女人在做飯時很容易就被從后推進火坑，這就是著名的“焚燒新娘”。“焚燒新娘”之后呢？當然就是再娶一個再賺一筆。
在2012年，有8233名婦女因嫁妝相關的原因喪命，平均每小時有一個。而新娘被殺后，娘家的報案率極低，因為他們往往也正考慮殺死一個兒子的新娘，再娶一個好彌補嫁女兒的損失。
階級與性別的混合壓迫
近年來，也有不少女孩和較為開明的家庭在反抗女性的不平等婚姻和命運。Jyoti從小就有學醫的夢想，然而她出身自一個貧困的家庭，學醫卻所費不貲。當母親問她，家里哪有錢給你學醫呢？Jyoti回答：“請你們把存給我做嫁妝的錢用來教育我吧。”后來Jyoti的父母為供她上學賣掉了家里的田，而她的叔叔非常不理解：“干嘛要為一個女孩賣田？”
在印度，通常一個女孩的出生對家庭來說并不是什么喜訊。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在2008年，印度有60多萬應出生的女嬰沒能出生或5歲以下的女孩超出正常數量地死亡，這個數字位于全世界第二。第一，是中國，有近120萬。但Jyoti出生時她的父母非常高興，他們把她取名為“光明”。
越了解Jyoti，就越能明白她的受害和她的死為何引起印度婦女的巨大憤怒：她代表了在那樣一個社會中女人僅有的通過努力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堅持接受教育、打工掙學費、獲得實習醫生資格——而在這個國家，女性的就業率僅有33%。眼看著她的命運就要因她的優秀和執著而改變，一切卻輕易地被男權社會轟然摧毀。
牛津大學博士、女權主義作家Maria Misra說：“輪奸，就是在釋放一種信息，你沒有能力打破界限，這是劃定在你和我們（女人與男人）之間的，權力的界限。”
巴士強奸案的六個施暴者全都來自同一個貧民窟，他們的生活就圍繞著這輛巴士，開車、拉客、清潔，渾噩度日，難以養活家人。印度貧富懸殊、等級森嚴，這又與男尊女卑相混合，底層男性如果說還有什么對象可欺負，那就只有女人了。“有錢人花錢干（女人），我們沒錢有膽，我們靠膽量干（女人）。”犯罪心理學專家如此解釋施暴者們的行為。
同樣的“沒人可欺負就欺負女人”的心態，還體現在對家庭暴力的理直氣壯上，而且許多女性也對此容忍和認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印度15到19歲的青少年中，有57％的男孩和53％的女孩認為家庭暴力是合乎情理的。
印度的性別不平等問題與貧富階級問題、種姓等級問題相糾纏，成為一團難解的亂麻。
婦女參政與街頭政治
在2012年12月Jyoti案發生后，以婦女安全和平等為訴求的運動此起彼伏。
但印度的婦女地位是不是全面的落后呢？當然不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4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印度的性別平等列世界第114位，中國是87位，雖然比2013年下滑了18位，也仍在印度之前。但是，印度在婦女參政方面的成就位列世界第15，而中國則是第140。
印度的婦女參政之所以排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印度的最高領導人曾多年由一位女性擔任——英迪拉·甘地，她執掌印度長達18年，最后在總理任上被刺殺身亡。她是印度獨立后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女兒，出身“婆羅門”也就是印度最高貴的種姓。英迪拉有著煊赫而且高貴的政治家族背景，很大程度上她的掌權并不能代表印度普通女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地位，但她在任時也提倡過一些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長期的女性執政歷史也對印度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婦女自主參與政治的程度一直在提高。
印度婦女的投票權利是在1930年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獲得的，獨立以后，婦女的投票權被保留了下來。但是女性一開始并沒有被認真作為選民看待，出門投票對婦女來說是十分困難的事，她們也似乎很少對政治議題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然而從英迪拉的政治影響不斷上升的1960年代開始，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印度全國選舉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從1962年開始，男性和女性投票人之間的差異開始逐漸減少，到2009年選舉中，這一差異降到最低。在2004、2009年選舉中，女性選民的投票比率接近50%。另外，印度議會中女性候選人數在近年來上升勢頭迅猛，也不乏閃耀的女性政治明星。
除了議會和投票所，婦女的政治影響力更重要的是發揮在街頭。
在2012年12月Jyoti案發生后，以婦女安全和平等為訴求的運動此起彼伏，持續了數個月之久，蔓延了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馬尼拉等多個主要城市，迫使印度政府一再承諾痛下決心改善婦女的安全狀況。數百名警察被調動對5000多個私人客車司機進行問訊調查；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被建立起來，收集和處理公眾對改善性暴力問題提出的83000多份建議；2014年3月19日，印度下院通過了刑法修正案，拓寬了性騷擾的定義、加重了對性侵害的處罰……這次被稱為“打破沉默”的浩大婦女權利運動，勢必將為印度女權打開全新的局面和可能性。
曾有人提問：印度的民主為什么沒有能夠保護印度婦女的權利呢？這個問題在過去兩年似乎逐漸有了答案，民主并不能一蹴而就地保障弱勢群體的權利，但民主開拓了空間，讓弱勢者在議會更重要是在街頭為自己的權利吶喊和抗爭。而不是像近日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的中國女權行動者那樣，在巴士上派個反性騷擾傳單就有可能被抓。
Jyoti的故事的結局似乎是：6名施暴者中，1名主犯在監獄中自殺身亡，剩余4名成年施暴者被判絞刑，1名未成年犯被判3年徒刑。但印度的女權主義者們并不滿意，這一次她們似乎站在了“主流”的反面——反對絞刑。她們說，嗜血和死亡并不能解決問題，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教育、抗爭、行動、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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