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擬確立公安部門為登記機關，并加強對境外NGO資金來源及使用的管理。
當被問及“你們公司最近運營狀況如何”時，李易達無奈回答：“已經沒有‘我們’了，我關停了公司運轉的業務。”
李易達此前負責一家旨在幫助中國大陸教育事業進步與提升的民間教育機構，并不盈利。但由于背景相對復雜——經費來源涉及到部分海外基金，該機構始終無法在大陸注冊為非政府組織（NGO）。為了便于行動，李只好將其注冊為工商企業，即使這樣每年多付出一些稅款。
去年夏天起，大陸官方開始調查這家“企業”的背景，該機構無法開展正常的工作。無奈之下，李易達于不久前關停了該機構一切業務。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類似李易達所在機構這樣帶有一定海外背景的民間組織，以及國際NGO在華分支機構等，目前在大陸開展活動的達數千家，但并未有專門的法律對它們進行規范。
“無法可依”造成兩難：一方面是官方抱怨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難以治理，另一方面則是境外NGO感嘆在華開展工作艱難。
2014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進行審議，這是大陸首部針對境外NGO的專項法律。
該法律草案也引發在華的涉外NGO人士關注。李易達告訴《鳳凰周刊》：“我們挺希望有這么一部法律的，起碼能告訴我們在中國大陸做NGO，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不過，該草案目前還僅是初審，何時二審、三審，何時通過、生效，官方尚無明確信息。
立法初心“政治優先”
根據大陸官方媒體披露的信息，起草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主要目的在于以法律形式約束越來越試圖深入中國政治的境外NGO。
上世紀80年代即改革開放伊始，大陸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讓境外NGO有較大的空間。世界宣明會、樂施會等境外著名NGO紛紛通過對受災地區捐款捐物等慈善活動進入大陸，并致力于改變大陸落后的經濟面貌。
在此之后，境外NGO在華發展進入蜜月時期，如綠色和平組織、美國環保基金會等環保組織；兒童基金會、美國媽媽聯誼會等兒童救助類組織遍地開花，活動內容十分廣泛，救助地區也日趨擴大。
據相關學者的研究統計，目前在大陸長期活動的境外NGO超過1000個，如果算上在華開設短期項目的境外NGO，總數可能超過6000個，每年通過境外NGO流入中國大陸的資金可達數億美金。
境外NGO帶來了國際資金、先進技術與理念，對中國的科技、民生、公益事業的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在華部分境外NGO開始轉向政治領域，通過對政治、經濟、環境、人權等領域的關注試圖影響大陸政治走向，也由此逐步引起了官方的警惕。
近年一些被媒體披露的維穩案件，官方或多或少將原因歸結至有境外NGO參與。大陸官方有人士稱，目前活躍在中國的數千家境外NGO中，至少有數百家背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滲透目的，甚至有少數在華進行非法活動。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存奎曾公開指責，在華的部分NGO利用文化交流、捐資助學、項目培訓等手段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透過大陸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情報等系統，在國內培養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對派。并結合國內熱點，以“維權”等名義煽動民眾對中共產生不滿與對立情緒，這對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和危害。
目前，大陸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可以依據的法規僅有兩部。一是1989年6月頒布的《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管理對象主要是外國商會，即境外在華活動的商業機構和人員。二是2004年3月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其中有一些對外國基金進行管理的相關條款。但上述兩項法規只涉及到商會和基金會這兩種境外組織形態，對于多數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的管理一直無法可依。
為此，中共高層提出“加強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引導和監督其依法展開活動”，這一要求也被寫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大陸官方也開始著手研究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但立法過程并不透明，此番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前，外界對于立法內容及立法進展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條文重在嚴苛管制
據大陸官方媒體的報道，《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是由公安部與民政部共同起草，經國務院批準通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審議的。該次會議上，就草案向與會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出說明的提請審議人為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
草案確立了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管理的制度。具體規定國務院公安部門及其授權的省級政府公安機關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境內開展活動的登記管理機關；國務院有關部門、省級政府有關部門授權的組織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境內開展活動的業務主管單位，負責對境外非政府組織設立代表機構和臨時活動許可的事前審查。
由公安機關對境外NGO進行登記，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焦點。雖然大陸目前并沒有法律對國內NGO的登記機關進行規定，但按現行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與《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NGO的注冊登記機關為民政部門，部分省市甚至早已取消了登記單位、管理單位雙重管理的規定。
這意味著，在華的境外NGO將面臨著比境內NGO更嚴苛得監管條件。
草案對境外NGO資金來源、使用的規定亦比國內NGO嚴苛得多。草案規定，為了確保境外非政府組織資金來源和使用合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大陸境內活動資金限于境外合法來源的資金、境內的銀行存款利息和依法經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取得的其他大陸境內資金。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機構不得在大陸境內募捐、接受大陸境內捐贈。
草案還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在大陸可以開展在經濟、教育、科技、衛生、文化、體育、環保、慈善等領域的活動，但不得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
此外，草案還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未登記代表機構、未取得臨時許可的，不得在大陸開展活動，不得委托、資助個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大陸開展活動。
該立法草案審議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幾乎一致認為立法很有必要，一些與會委員、專家和人大代表甚至還表示，《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還可以借鑒俄羅斯對非政府組織管理的經驗。2013年4月，俄羅斯司法部宣布，已經要求法庭關閉將近9000個NGO的活動，接近6000個組織面臨罰款。此外，整個2013年俄羅斯聯邦拿出23.2億盧布資助本國NGO。
個別人大常委會委員對草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擔心，對于境外NGO的資金來源進行如此嚴苛的管制有可能不利于中外學術交流。如果法律規定中國境內的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得接受境外非政府組織未經許可的資助，那么國內的大學就無法和國外大學合作共同進行研究，這可能對中外學術交流帶來麻煩。
法案細節有待厘清
對于該項法律的立法，多家境外在華NGO諱莫如深，不愿多加評論。這些NGO最為關注的是草案中對于登記機關的規定以及資金使用的約束。
一些NGO人士表示，目前該法律草案的諸多條款和細節仍稍顯模糊，有待厘清，尤其是“防止政治活動”等規定還相當粗糙，用于指導NGO從事在華活動并不夠明晰。
草案規定，境外非政府組織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盈利性活動，不得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在有關法律責任中，草案還列舉了諸如破壞民族團結、搜集國家秘密或者情報、資助中國境內組織及人員從事損害國家利益活動、利用互聯網危害國家安全等違法項目。
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范徐麗泰對此提出，打擊反華勢力很有必要，但在大陸活動的境外NGO也有真正做公益的，必須要考慮平衡問題。目前草案條文比較粗，對于已經在境內服務或者是資助科研活動的，或者是推廣專業水平的境外NGO，似乎沒有很深入的了解。草案看完后，會讓人懷疑是否禁止了一些本來并不想禁止的活動。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竺也表示，《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立法十分必要，但要把“狼”和“羊”分開，要把好的來華非政府組織與境外敵對勢力控制的非政府組織做更加精準和定量的區分，他希望能夠在法律中體現一個清單管理的概念，將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列于法律條文之中。
不過，就目前提交一審的草案來看，草案中對于禁止境外NGO從事政治活動的負面清單列舉過于模糊，給執法機關留下了過多的執法空間，對于如何認定非法政治行為以及如何界定“不良政治目的”并沒有詳細解釋。
此外，草案對于如何約束登記管理部門（即公安部門）的行為也著墨不多。由于缺乏相關法律，目前大陸的境外NGO管理中，執法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對于境外NGO行為的認定權幾乎都掌握在公安部門手中，非政府組織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和空間。通過立法解決這一問題，顯然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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