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棄嬰島的超負荷運轉乃至關閉，是一種可預見的結果。個中原因，在諸多的討論中已有呈現：首先，龐大的人口基數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棄嬰數量，目前16個試點所供給的收養規模，很難滿足社會客觀存在的需求；其次，相關的社會救助、保障滯后，必然會涌現相當數量的棄嬰。最后，即便有了一些救助，棄嬰的文化傳統和父母與社會救助方的信息不對稱，都會導致一定比例的棄嬰數量。
然而，明知現有的棄嬰島試點規模難以承受棄嬰之重，是否該放棄呢？從操作的角度看，成本上的困境顯而易見，這里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更包括看護人員的精力、數量和規模，都很難在棄嬰井噴的時候得到滿足。但是，棄嬰島必須堅持下去，不但要堅持下去，還要力爭擴大試點。畢竟，試點過少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如果不能擴大范圍，那么問題的全部就無法展現。
再者，盡管目前設立棄嬰島的方式在客觀上有鼓勵棄嬰之嫌，但作為一種社會良心的體現，棄嬰島需要存在。從棄嬰島的設立表明，我們的社會還有最后的倫理底線。這一條底線非常重要，它可能暗藏著一種人性的希望。
當然，支持設立棄嬰島基于的是一個系統性的考慮。在支持之前，對于婚檢必要性的討論有必要再次擺上桌面。從強制婚檢到自愿婚檢，二者之間是否存在第三種模式？如果能夠在婚檢上實現突破，殘疾嬰童的比例將會大大下降，棄嬰的出現規模也會隨之下降。而假如孩子已經誕生，在每一對父母丟棄自己的孩子之前，則必須經歷多種救助或規范機制。例如大病救助，可以消除許多父母醫療成本過高的擔憂；相關社會組織介入的心理建設，可以幫助父母和殘疾孩子重塑關系，實現關系的正常化；此外，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需要通過法律途徑對棄嬰行為本身進行審查，防止有撫養能力的父母惡意棄嬰。
一個嬰兒從生下到被丟棄，決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政府與社會必須協同介入，設置多種保障，將孩子盡可能留在父母身邊。毫無疑問，父母是嬰兒最好的“安全島”，讓父母放棄棄嬰的想法，即消除棄嬰的土壤，這是比設立棄嬰島更為根本的辦法。
在浙江衢州，所謂對棄嬰島的轉型和升級，實際上就是對接收棄嬰進行限制，將只接收孤兒和本地棄嬰。這里涉及到財政支持范圍的問題。廣州棄嬰島的關閉亦與此有關聯，按照統計，有近一半的棄嬰并非廣州籍，屬于外地專程過來丟棄的結果。就此而言，廢除試點，而是進行全國無差別的推廣，就顯得更為緊迫。否則，試點本身無法構成解決途徑，并且掩蓋了問題的全部，只展露出問題的冰山一角。
棄嬰的天然存在，要求文明社會必須建立救助機制。這是我們必須直面的社會問題，也是不容回避的良心底線。所以，對設立棄嬰島的支持不容置疑。但正如許多反對者所指出的，如果不下大力氣解決婚檢、社會保障、多渠道救助等等事宜，設立棄嬰島在客觀上確有助長棄嬰之嫌。或許，這樣一個系統性的社會困境，恰恰是今天中國社會艱難運轉的典型表現，我們只有攜手共同克服它，才能邁向真正的現代文明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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