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醫療，是指過度檢查、過度治療、過度用藥等行為，其不僅違背醫學規范，也會帶來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就醫負擔。作為時下看病貴最主要的表現形式，過度醫療早為人所詬病并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比如濫用心臟支架和濫用抗生素，還有“人均一年輸8瓶液”的大治療等。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的《醫改藍皮書：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報告（2014-2015）》顯示，醫改多年來，政府醫療衛生支出每年增加超過20%。不過從統計數據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巨大投入并未減輕個人的直接負擔，個人絕對衛生支出仍在逐年上漲。
遏制過度醫療行為，讓醫療負擔回歸常態和合理，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醫改必須突破的難題。為此很多地方進行了不同的嘗試，但效果都差強人意。湘潭市向過度醫療行為打出組合拳后，收到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實現了醫保住院費用增長速度與住院次均費用“雙下降”，作為最重要的檢驗指標，這一成績的取得殊其難得。因而，解剖“湘潭經驗”，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無論對鞏固當地醫改成果，還是指導其他地方的醫療改革都大有裨益。
其實，遏制過度醫療行為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關鍵在于要剝離利益關聯，對其實行有效的監督。囿于醫療本身的專業性，監管層要對其成本實行控制并不容易，就需要第三方機構的介入和參與把關，才能讓監督更具有效力。否則沒有成本的控制與核實，政府的投入再多也會被醫療的逐利性所蠶食，并最終轉嫁成患者的就醫負擔。相反，有了精細化的成本控制和總額限制之后，“用專業控制專業”才會讓醫療逐利的沖動被控制。
“湘潭模式”是一套政策組合拳，包括醫保醫療費用專家評審、總額控制結算辦法、醫保醫師管理等綜合性政策，其中總額控制、病種控制和醫師管理在其他地方業已成為常態，然而醫療費用專家評審，卻體現了“第三方監督”的作用，給過度醫療安裝了一道最有效的“防護欄”。眾所周知的是，對于是否屬于過度醫療，非專業的監管部門并不能作出明確的判斷，什么項目該檢查，什么不能檢查，治療方案是否合理，有無違背常規指南，都需要進行“專業審查”之后作出“專業評判”。否則監管“睜眼瞎”之下，過度醫療行為就會有恃無恐。
在其他醫保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第三方力量控制醫療費用已成常態。通常情況下，以患者、醫療協會或者醫保機構，在進行醫療服務買單之前，會組織專業組織、人員對醫院的醫療服務進行鑒定，確定其提供服務和收取費用的合理性，避免過度醫療的成本轉嫁給自己。湘潭啟動“背對背”評審制度以后，既可以解決“外行管理內行”的業務困境，又可以砍斷利益尋租的鏈條，對醫療負擔實現嚴格的把關。
同時，再輔以總額控制結算、醫保醫師管理等措施，一方面既可以做到從總額上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度增長，為內部挖潛創造條件，并以此倒逼醫療機構在提高資金效率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醫生資源的常態化管理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其從業道德和業務能力，以人為本提高其主動性和積極性，把過度醫療關進籠子里，才有可靠的基礎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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