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聯手公益組織“在行動”調查北京打工者生存狀態
活在北京 就得拼命
她來京11年，57歲了還在跑銷售……
他來京6年，清掃樓道、分揀垃圾、綠化修剪，一人兼著3份活……
物價上漲，為了生活得更好，他們惟有加倍努力地工作。
提高收入，已成了打工群體的共同訴求！
“我不能被北京淘汰！”
打 工 者：李惠莉（57歲，遼寧盤錦人，來京打工11年。）
人物素描：想盡一切辦法省錢，為多掙幾百元不怕“山高路遠”。
收支情況：每月打工收入在3500元左右，還有1600元左右的退休工資。刨去房租、醫療費和其它各種開銷，每月所剩無幾。
“吃喝全都看海報，精挑細選揀便宜”
“我是2000年來北京的，現在這物價和房租漲的，讓我感覺自己都快呆不下去了。”
今年5７歲的李惠莉，從東北某油田內退后便來北京“淘金”了。在京城打拼了11年，她覺得這些年自己的收入并沒有明顯增長。
李惠莉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女兒已經大學畢業，但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就來北京和她一起住，這讓李惠莉感到了沉重的經濟壓力。
退休前，李惠莉曾是單位醫院里的藥劑科主任。來北京后，她也主要從事醫務方面的工作。到藥店當促銷員，到民營醫院的藥房負責拿藥，現在又到一家藥品公司當銷售講師……這11年，為了供女兒上學，也為了讓日子過得好一些，她沒少換工作。
做銷售，去年的底薪是每月1000元，今年漲了200元，變成了1200元，但李惠莉連連感嘆工資漲不過物價：“同樣的煎餅果子，去年賣3塊錢一個，現在漲到4塊了。”她算過一筆賬：2010年上半年，每月到手的工資在3300元左右，最后能剩下1000多元。而現在每月到手的錢在3500元左右，可東西沒多買，反而每月剩不下1000元了。“現在我買什么都挑便宜的，門口幾家超市的促銷海報我每天會反復比對，就淘最便宜的。周末在家，有時候把早飯都給省下了。平時午間如果自己不做飯，就上社區的老年飯桌去吃，那邊還算便宜。” 李惠莉說，現在漲工資是一方面，關鍵還要看物價，要看百姓的購買力是不是增強了。
從油田退休這些年，李惠莉的退休金漲了好幾次，但到現在也沒超過1600元。
“漲的工資都給了房東，水費單來了常犯愁”
在北京生活，李惠莉最愁的還是房租，2900元的月租在她每月的開銷里占去了絕大部分。
因為年輕時在油田工作落下了職業病，她不敢住在潮濕的地下室里也不敢住平房。因為和女兒住在一起，她就在安慧中里租了套建筑面積約50平米的老房子，月租金2900元。
“房東說什么也不肯連著簽5年，所以年底租期到了肯定還要再漲！”這是李惠莉現在最擔心的事。
再加上700元的飯錢，李惠莉每月打工的收入也就用得差不多了。退休金要用來支付水電煤氣費、網費、電話費、路費等開銷，每到月底她都省不下幾個錢。
曾經有一個月，因為給求職的女兒新添了兩身衣裳，最后弄得她連當月的水費都負擔不起——“查水表的來敲門，我從貓眼里看見，只好悄聲躲在門后，心想等下次查表我再一起交吧……”
由于房租年底肯定要漲，李惠莉已經開始留意周邊的便宜房。現在單位離住地不遠，很多路公交車都能到，但她一定要等最便宜的那趟車，好省下4毛錢來。有時候為了節省路費，她甚至會走上幾站地去上班。“萬一住得遠了，只能坐車上下班，這路費又得上去。”怎么找到又近又便宜的房子？這讓她一籌莫展。
“現在政府不是在推廉租住房嗎？什么時候陽光才能照到像我這樣的打工者身上？”李惠莉說，今年她漲的200元工資肯定還不夠彌補房租上漲的差額。“北京房租限價，或者在北京租上廉租房，是我最大的夢想。”
“將微笑留給大家，為了掙錢習慣出差”
2006年，李惠莉做手術拿掉了子宮。今年3月，她又被查出患有滑膜炎，腿上的關節腔大量積水。醫生讓李惠莉換關節，但至少要花兩三萬元，她沒怎么考慮就拒絕了。
“現在隔三岔五的，我得去醫院做關節抽水，抽一次要200元，一個月就得做三四次。”即使不換關節，這筆開銷對她來說也是雪上加霜。
為了這份收入，李惠莉總是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別人。她說，自己經常會去外地出差，像去貴州、湘西等偏遠艱苦的地方，有時下了火車還要乘汽車在危險的山路上顛簸10余個小時。在路上，她腸胃翻絞得難受，甚至會吐到臉色發青，但到了目的地向客戶推銷產品，她只能強顏微笑，把自己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李惠莉說，她并不喜歡現在的這份工作，對保健品、藥品推銷這個行業也很反感，但自己年齡大了，又找不到其它能掙更多錢的工作，所以只好堅持做下去。
“做銷售講師，我留給大家的是微笑，但一回到家里就忍不住要朝女兒發火。” 李惠莉說，離開老家11年，她從沒想過自己要回去，但像現在這樣下去，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在北京支撐多久。
一個村長的全能“變臉”
打工者：老張（55歲，河南商丘人，來京打工6年。）
人物素描：你可能在好幾個不同的場合看到他，別奇怪，那都是他。
收支情況：眼下月入1800元，每月除了200多元的飯錢，很少有其它的生活開銷。余錢主要匯往老家，供在河南種地的老伴購買種子、農機具和打理生活。
“今年工資漲了400元，讓我樂了好幾天”
“門衛你好，我是剛搬來的，請問小區附近哪兒有收廢品的？”
——“您賣廢品啊，這小區有個老張是專門收廢品的，您留下門牌號，回頭讓他上門收去。”
“喲，老張起得這么早？”
——“嗨，這一樓的地面特別容易臟，每天早起都得拖一拖，下午、晚上還得墩幾回吶。”
“咦，老張，這割草機使得挺溜，換工作了？”
——“沒有，這園林綠化就是我的活兒。”
“哦，老張，您怎么還管垃圾分類呀?”
——“啊，這是我剛從街道接的活兒。”
“呀！張大爺，怎么是您！您還會炸油條？”
——“呵呵，這是給老鄉幫忙……”
最累的時候，老張同時干著4份工作，不管什么時候看到他，他都在忙碌著。
每天早晨約摸5點半的光景，在海淀雙紫小區的一棟居民樓里，早起的人們總能看到老張在躬身清掃樓道。時間一長，樓里的住戶都和他熟絡了起來。大家知道他姓張，就住19層——在頂樓管道間，物業給他安排了免費的住宿。從河南來京6年，他一直在小區里負責這棟居民樓的保潔，同時還要負責樓前花壇、草坪的綠化修剪。前不久，他從街道辦還接過了樓棟垃圾分類的活兒。
2005年剛來北京那會兒，老張清楚地記得，他負責這棟樓的衛生和綠化，第一個月的收入是530元。一年后，工資漲到600元。奧運會前，又漲到了800元。
“物價漲得厲害，您看我這衛生搞得怎么樣？能不能加點工資？” 今年3月，老張找物業的領導談，說自己連早餐也舍不得吃了。仔細考察過他的工作之后，領導當月就給他漲了400元工資，這讓老張“樂了好幾天”。
分揀垃圾的工作，每月另有600元收入，因此老張現在每月的收入差不多有1800元。可持續上漲的物價總讓他感覺手頭緊巴巴的。
“平時就吃饅頭面條，西紅柿都買得少”
早晨5點半起來打掃樓道，上午差不多要花3個鐘頭清理樓棟的6個垃圾箱，把回收垃圾、廚房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一一分揀開，然后運上三輪車，蹬上二里地去最近的垃圾處理站。排隊等上兩三個小時，處理完垃圾回到小區已是下午兩三點鐘，稍事休息又要去修剪樓前的綠化帶……
每天從早到晚，老張的工作都排得滿滿的。記者問他，一天能吃上幾頓飯？老張說：“夏天吃3頓，冬天日頭短只吃兩頓。”
老張來北京這么多年，從沒上過館子，平時都是自己弄點吃的。通常，他會買上幾個饅頭備著，餓了也好解決。“早晨，一般吃前天從市場上買回的饅頭，如果有時間就自己熬點大米粥。中午從垃圾站回來，一般都自己下面條，市場買來的面條兩塊錢一斤，一般吃半斤就夠。”
煮面的時候打上一個雞蛋，老張就覺得很享受了，他告訴記者，現在自己每月的飲食開銷差不多要兩三百塊錢。“饅頭還是5毛錢一個，但比以前明顯小了很多。雞蛋也貴了，去年還能買到3塊5一斤的，但現在最次的也要5塊錢一斤了。大米，我一般買2塊5一斤的，這就算便宜的，因為質量最次的米也要2塊一斤，要么就是五六塊的……”
老張總是去早市采購最便宜的蔬菜。“一塊錢左右的土豆、茄子、西葫蘆，我買得比較多，綠葉菜貴的時候幾乎不買。西紅柿今年要2塊多一斤，我也買得少。前段時間黃瓜比較貴，所以也吃得少。”
“我不愛吃大肉。”老張說，最近豬肉上漲對他影響不大，因為他很少吃肉。“一年頂多吃上幾回雞腿。凍的雞腿市場上賣12塊錢一斤，這個沒怎么漲，過大節或者是天冷的時候我偶爾會買上3斤，把它們燉了，然后放著慢慢吃上三五天。”
老張不抽煙，夏天偶爾喝瓶2元的啤酒，他從不買牛奶，也幾乎不買水果。來北京這么多年，他只在2008年回過一次老家。他說：“我這工作離不了人的。在家我是長子，弟兄有5個，那回是家里有事等我處理，沒辦法就回去了一個星期。”
一個月前，在老家念小學的孫子孫女放暑假了，和奶奶一起來北京看望爺爺，他這才買了七八回西瓜。
老張說：“平時我一個人的時候，根本不買西瓜。買一個不成，買半拉吃不完，再往少了買，人家賣瓜的也不干。”
“6年沒進過銀行，最怕上醫院輸液”
“我在老家做了七八年的村長，但鄉里發不來錢，每月就只有150塊的工資。家里有4畝地，我、老伴、兩個兒子，一人一畝……”
老張的家在河南商丘的睢縣，村里有1200多口人。鄉親們通過民選讓他當村長，可村長比村民還窮，兩個兒子都成家了，光靠4畝地哪夠養活一大家子？
一位老鄉在北京的一家物業公司開電梯，他說“上北京掙得多、有奔頭”，老張就辭了村長的工作，在老鄉的介紹下到了北京。“再過兩年，看著比在老家強，就讓兩個兒子也出來了，家里的4畝地就交給老伴一個人管。”
“在家得下地干活，啥苦都能吃。”可到了城市，19層的高樓你得跑上跑下，開始清理那些衛生死角，老張也覺得惡心，但很快他就適應了。
住在物業提供的頂樓那間10平米小屋里，也不用交房租和水電費。屋里的家當都是揀來的舊貨，一臺小電視機是7樓一位大姐白送的。由于新接了垃圾分類的活兒，社區街道還給他發了一件大衣、一件棉襖和3件T恤。
老張沒有手機，每次給家里打電話都是去社區小賣部打一分鐘3毛錢的長途。每月掙的錢除了飲食上的開銷，剩下的他會省下來想法捎給家里，供老伴購買種子、農用車，外加照顧孫子孫女的生活。
“每月基本上沒有剩余。”老張說，這6年他在北京都沒進過銀行，沒存過一筆錢。就上過一回超市，去過兩趟天安門，被小區里的一戶人家領著去過一次香山。
說起這些，老張覺得自己在生活上已經相當滿意了。他惟一擔心的是，自己沒有養老保險和醫保。
前段時間，老張有些感冒，他忍著沒敢去醫院。“在北京看病太貴了！”他說，這6年他就去過一次醫院——那是2006年夏天，在清理衛生時被垃圾中的玻璃片劃破了手，他沒在意，第二天修剪草坪時不小心接觸了汽油，結果引發了傷口感染……
“看到醫生給我開輸液的藥，得花七八百塊錢，我嚇壞了！也沒趕敢打針，領了兩三百塊錢的口服藥就趕緊走人了。”說起那次經歷，老張對上醫院看病還滿懷著恐懼。
“我現在身體好，還能干得動，在這兒挺好。”老張說，他沒想過自己什么時候會離開北京。“現在回老家，當村長每個月也就開四五百塊。”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里，他希望自己能夠再多攢些錢——“總得留點給我和老伴今后養老吧。”
50.2％的外來打工者月入不足2000元
提高工資成為首要訴求
50.2％的外來打工者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
８月初，《科學新生活》周刊編輯部聯合民間公益組織“在行動”，以隨機抽樣方式在望京社區、大興工廠、蓮花池長途汽車站三個點，分別針對社區流動人群、工廠內工人和不定向流動打工群體發放了《高ＣＰＩ下北京外來打工者生活調查問卷》500份。回收的494份有效問卷統計顯示：目前外來打工者的月收入仍舊普遍偏低（圖一），個人收入月平均結余在500元及以下的占到了34.1%（圖二）。如果生活開銷持續加大，38.66%的打工者未來都有離開北京的打算。
低收入、高工作強度、抗風險能力弱，讓許多外來打工者難以享受正常的城市生活。談及對未來生活的期望，54.5%的被調查者把提高收入作為首要愿望，36.4%的人希望解決租房難、看病貴的問題，29.4%的打工者希望解決子女在北京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
外來打工者個人平均月收入：
外來打工者個人月收入結余：
特別評論員 馬 陽
北京“在行動”農民工公益組織負責人、資深打工人士
改善生活有過程
在調查中，打工者們都提到了在城市生活物價高、租房貴、看病難等一系列問題，我們相信，這些都會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關注打工群體的利益，其實一些社會學者已經呼吁了很多年，但多少年過去了，這些打工族還在為生計奔波，他們租不起房，看不起病，為孩子入學而傷透腦筋。在物價“天天向上”的壓力下，他們也面臨著新的困難。
但看看57歲還在北京打拼的王大姐，看看55歲還身兼3份工作的老張，我要向他們致敬，他們正通過實際奮斗告訴我們，加倍努力工作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櫻桃好吃樹難栽，不灑心血花不開，甘果不會從天降，幸福生活哪里來?我得提醒打工群體：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個過程,咱們還要繼續奮斗。我們該通過自己的努力，充滿自信地去創造生活、享受生活，從而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尊嚴與權益。
城市歡迎奮斗者，打工者千萬別被自己打垮！
特邀專家 王春光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
“增所得”真正改善民生
近年各地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一些打工者反映，并沒有實實在在感受到收入的增長。究其原因，不是工資增長得不夠快，而是生活成本壓力越來越大。
在東部地區調查走訪發現，一些企業對“職工工資增長”處于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隨著物價水平的走高和部分行業“用工荒”的出現，企業用加薪手段吸引員工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匯率變動、稅負偏高等因素，企業在員工增收方面又“力不從心”。
要提高打工者的收入，可以加強工會的力量，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讓企業主與員工談判，達成雙方認可的漲薪幅度。另外，漲工資也應該與更多的民生改善機制形成合力。
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值得借鑒。它之所以獲得了成功，是因為不僅漲了工資，還有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福利、保障住房及稅收調節等民生制度的跟進。
提高打工收入，必須建立相配套的就業體制、收入分配及社會保障體制。只有這樣才能把“漲工資”變為實實在在的“增所得”，讓打工者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
本刊記者 葉馨
《科學新生活》第641期 特別關注
http://www.kxxsh.cn/news.aspx?id=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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