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下午，江蘇泰州1.6億天價環境公益訴訟案終審宣判，江蘇省高級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作出的“排污企業需支付1.6億余元賠償”的判決。這是環境公益訴訟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民事賠償。
澎湃新聞從江蘇省高院獲悉，終審判決同時指出，6家涉事企業如果在此1年內進行有效的技術改造，明顯降低環境風險，那么這部分改造費用，有望在延期支付的“賠償款的40%”的額度內進行抵扣。
相比于一審判決，江蘇省高院的終審判決更加“人性化”，既懲罰了涉事企業，又考慮了企業的生存實際和環境污染的源頭預防。該判例或將對今后此類案件有示范價值。
澎湃新聞注意到，這是江蘇省高院于今年12月4日組建環境資源審判庭后，正式受理的第一起相關環境訴訟案件。江蘇省高院院長許前飛親自擔任審判長，省高院環境資源庭庭長劉建功和法官陳迎擔任審判員。
企業技術改造費用，有望抵扣賠償款
這樁雜糅著法律適用、公眾期待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二審經歷了兩次公開庭審，分別為12月4日“國家憲法日”和12月16日。
此前，泰州市環保聯合會起訴6家化工企業傾倒廢鹽酸、硫酸等危險廢物，泰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江蘇常隆農化公司等6家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用1.6億余元。今年9月，多家被告企業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基本正確，程序合法，但所確定的判決履行方式和履行期限不當，應予糾正。
江蘇省高院認為，泰州市環保聯合會具備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資格。
江蘇省高院維持一審判決關于賠償數額部分，即1.6億余元，包括常隆公司賠償環境修復費用8270萬余元、錦匯公司4101萬余元等。
江蘇省高院要求，6家涉事企業應在30日內向泰州市環保公益金專用賬戶支付；逾期不履行的，應當加倍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如果當事人提出申請，且能夠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提供有效擔保的，上述款項的40%可以延期至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年內支付。
不過，對于“賠償款的40%”，終審判決留了個“口子”：判決生效之日起1年內，如果6家涉事公司，能夠通過技術改造，對副產酸進行循環利用，明顯降低環境風險，且1年內沒有因環境違法行為受到處罰，那么，其已支付的技術改造費用，可以向泰州市中院申請在延期支付的40%額度內抵扣。
這需要涉事企業提供3個材料：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出具的企業環境守法情況證明，項目竣工環保驗收意見，具有法定資質的中介機構出具的技術改造投入資金審計報告。
恢復性司法和預防性司法相結合
“環境審判的落腳點就在保護環境。”江蘇法院系統人士對澎湃新聞說，“如果我們判決了，還是有那么多廢鹽酸、硫酸無序流轉，對環境還存在高風險，顯然不行，我們就要想辦法讓企業自我消化，消除這種潛在的風險。可以用經濟激勵的手段，鼓勵、引導他們往這方面努力。”
澎湃新聞了解到，江蘇省高院二審期間，合議庭就對常隆公司等6家公司環境污染治理狀況、副產酸處置情況進行了調查，并對常隆公司副產酸加工回收利用設備改造情況進行了實地勘察。2014年12月4日江蘇省高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時，當天休庭后，省高院院長、本案審判長許前飛也對涉事公司和律師說，司法不單要考慮打擊污染行為，還要考慮環境修復。
至于“技術改造費用抵扣賠償款”，該人士分析說，“條件相當嚴格，前提是企業要技術改造，改造了還要有效果，此外，一年內沒有環境違法行為，才能申請抵扣。”
多名學者和律師認為，用技改投入的費用來“抵扣”一小部分賠償款，這一方式是這份判決的一大亮點。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易波對澎湃新聞說，和一審判決相比，“這更加人性化，不能把企業一罰致死。通過企業自我改造、升級環保工藝和設備，再適當抵扣，給企業一個生存機會，同時也減少、避免了污染，體現了判決不僅要追求法律的公正，也要追求社會效果。”
“我感覺這份判決是比較公正的，將企業技術改造的費用予以適當抵扣，體現了既要懲罰污染企業，又要鼓勵、引導企業通過自身的努力避免污染。”江蘇江豪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曉軍也對這份判決比較認可，他是泰州市環保聯合會的委托代理人。
“這份判決體現了恢復性司法和預防性司法的結合。”上述江蘇法院系統人士對澎湃新聞分析說，“環境遭受污染，就需要修復，這是恢復性司法；最好的狀態是不污染，因為，一旦污染了，還得花錢修復，這就滯后了，而從源頭上堵住，這就是預防性司法。”
此外，這份判決還明確了企業的責任，化工企業對鹽酸、硫酸等危險物質的流向、處置，不僅有道義責任，也有防范責任、法律責任。江蘇省高院相關人士對澎湃新聞說，“這對企業是個警醒，它們不能想方設法鉆空子，來規避法律責任，而是要有防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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