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煙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因為一方面吸煙嚴重地損害了人們的健康，致數以百萬的人們于死地；另一方面煙草及其制成品（主要是卷煙）又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數以百萬計的人“靠它過活”。控制吸煙就是要達到逐步減少卷煙等制成品的消費水平，這會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減少了對健康的損害，這是“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它會使煙農和卷煙生產及銷售商減少產量和銷售量，這是“弊”的一面。也許，還會預期政府由此而減少煙草帶來的稅收。我們需權衡利弊孰大，從而決定政策取向。
為了回答利弊孰大的問題，首先需要說明卷煙消費的某些特征根據1998年全國六個大區所做的卷煙消費調查資料，我們測算出卷煙需求的總價格彈性為－0.51，并算得價格的這種影響50％來自吸煙者減少吸煙量，50％來自放棄吸煙。我們還利用80年代至90年代的時間序列資料，證明了吸煙的確是一種“理性嗜好”行為，提高卷煙價格的確會使總的消費量減少。但卷煙需求的收入彈性是一個正值，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會增加卷煙上的消費支出，因而，卷煙在中國目前仍屬正常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許多發達國家，卷煙需求的收入彈性已變成一個負值了，在那些地方，卷煙已經成為一種劣質商品。
我國約有3.2億吸煙者，90年代后半期以來，我國的卷煙銷售量大約在3200萬箱至3500萬箱之間，年人均消費量在65包至70包之間。
1998年的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在全國范圍內，歸因于吸煙所致的惡性腫瘤、呼吸系統及循環系統疾病而帶來的直接醫療費約為194億元，占該年度衛生總費用的5.1％，有51.4萬人死于與吸煙有關的疾病，共帶來130.5萬個工作壽命年的損失。另一方面，1998年我國約有560萬煙民種植了120公頃烤煙，其產值為101.1億元，同時為國家提供農產品特種稅31.34億元。這一年的卷煙工商利稅為950億元，占到全國工商利稅總額的12.46％，占政府總稅收的10.26％。2000年卷煙的工商利稅已突破千億，達1050億，但占政府稅收的比例已有所下降，僅約為8.3％。美國在上一世紀初，煙草的稅收也曾接近過政府總稅收的10％，但開征所得稅后，其比例逐漸下降，一直到目前的不足1％。
至此，似乎還沒有比較出利弊到底哪個大。為此，我們需要引用一些數據和提出一些假設作為前提條件。我們依據的數據是：每公頃土地的烤煙產量為1797公斤，烤煙的利用率為84％，烤煙平均價格為7元／公斤，農特稅稅率為31％。而吸煙引起的額外直接醫療費為人均一年72元，吸煙造成早逝而帶來的間接損失（生產損失）為22466元／人。若將卷煙消費稅增加0.4元，即把稅賦提高到50％的水平，同時也使價格提高10％，那么，將會使卷煙消費減少54.76億包，導致547萬人戒煙，從而拯救144萬人的生命，節省直接醫療支出4.15億元，可多創造價值323.5億元。由于價格彈性的絕對值小于1，因而由稅收增加而引起的價格提高在減少消費量的同時，還可以使政府的稅收增加247.4億元，這與減少政府稅收的預期正好相反。我們把煙農、煙草工業付出的代價作為社會成本，將它與前述的社會總收益比較一下即可看出，社會可獲得300億元的凈收益。
這是一大堆看起來繁瑣、枯燥的計算和數據，但它們使人們很清楚地看到，若把提高消費稅作為控煙的一種政策選擇，整個社會得到的經濟上的好處，遠遠超過它可能在經濟上帶來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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