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Ehome電子競技俱樂部里，電子競技的職業選手每天都要訓練7到8個小時，他們每個月的基本收入在1500元左右，但還會有比賽獎金。不久前，中國“魔獸”選手李曉峰在世界電子競技大賽獲得冠軍。這對于整個中國電子競技行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我相信電子競技在中國的發展最終不會比韓國差。”
俱樂部副經理、電子競技FIFA項目高手陳迪說。
一些民間超級玩家則通過另一種方式從網絡游戲中掙錢。中國各地繼“打裝備作坊”之后涌現了大量的“打幣工廠”。尤其在南方一些城市，工人規模動輒上百，不需學歷、經驗，即使從來沒有接觸過電腦，經過短期培訓就能上崗。一些玩家干脆直接與網吧合作，進行大規模團隊作戰，甚至直接在歐洲的服務器上打裝備打人物，賣給歐美的玩家。
除了家庭用戶，游戲渠道最主要的用戶終端正是網吧。網絡游戲為網吧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增值亮點，即點卡銷售。正是這些像電話充值卡一樣充斥街頭各報亭、網吧、零售點的小卡片，替網絡游戲運營商完成了玩游戲收費的重大使命。包括銀行在內的各個大大小小的支付和銷售環節，可以說都已成為付費游戲的推動者，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它們的受益者。
游戲給許多相關行業都帶來了巨大影響。根據游戲工委和國際數據公司聯合發布的《2005年度中國游戲產業報告》，2005年中國光網絡游戲玩家就達到了2600萬，中國電子游戲產業的市場規模達到了37.7億元人民幣，是2002年的
4倍；而它對于相關產業的貢獻則接近300億元人民幣，涉及通信行業、IT產業、媒體及傳統出版業；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作為互聯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通訊行業，游戲產業對它的直接貢獻高達173.4億元人民幣。隨著游戲市場規模爆炸性擴大，政府部門對游戲產業的支持也日漸明朗。
2003年11月國家體育總局批準電子競技運動成為中國第99個正式開展的體育項目。之后，文化部和信息產業部又多次發布通告，稱網絡游戲是中國一項重要的朝陽產業，積極參與游戲開發的國內企業可享受政府稅收優惠和資金支持。游戲的蛋糕如此巨大，獲益者和推動者遠不止游戲開發商一家。顯然，需要對玩家游戲成癮負責的環節比我們開始想象得要多得多。問題是：
至少在中國我們可以回答說，是玩家自己而不是商人。如果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電子游戲的發展歷史，這個答案會變得更加清楚。上世紀80年代末的某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你發現一間新開的小店里擠滿了人，人們圍成一個個半圓盯著幾個直立著的大木箱，臉上流露著緊張、興奮、欣喜的表情。從人群中擠進去，你終于看到木箱中間色彩變幻的大屏幕，有兩個人坐在木箱面前快速搖動著雙手。這是一個比較通行的中國電子游戲史的開端，而在一些資深玩家的回憶里，最早在中國出現的電子游戲可以上溯到城市街頭擺攤租玩的“雅達利”。這種由美國人諾蘭·布什奈爾于1972年開發的第一代游戲機，曾以三毛錢一刻鐘的租價出現在中國街頭，可以選擇的游戲是《打磚塊》或《大蜜蜂》。這些大型游戲機大多由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走私者順帶偷運入境，這便是后來統稱的“街機”。
無論你認同哪個版本，兩個游戲史的開篇在一點上是相同的：中國電子游戲史最早并非由正規的商業運作發動，而是玩家以他們享樂主義式的熱情和肆無忌憚的盜版行為自己一手寫就的。其實，許多玩家童年記憶中的幾款著名紅白機品牌，都是來自香港、臺灣以及廣州、福建等地的仿造機。由于當時沒有人過問版權問題，仿制游戲機很快便連同盜版卡帶一起走進了千家萬戶。幸福的中國玩家只需花一個卡帶的錢，就能玩到《俄羅斯方塊》、《魂斗羅》等多款經典游戲。從各家各戶窗口傳出的游戲機聲響甚至比后來的家庭卡拉OK還要多。盡管那時還沒有哪個玩家因游戲成癮，需要進醫院進行治療，玩家們最初的游戲激情卻已顯出日后過度的跡象，也為日后眾多玩家“游戲成癮”埋下了種子。
1994年新春伊始，任天堂的超級電視游戲大作《最終幻想Ⅵ》的盜版磁盤拷貝便出現在香港各家電玩店的柜臺上，這比它在日本本土正式發行還早了十天。這個事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莫名驚詫，《日本工業新聞》還特意使用“神奇的盜版天國”這樣的醒目標題。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風行的街機游戲，和稍后興起的電腦游戲幾乎重復了與紅白機相類似的盜版歷史。在那個屬于玩家自己的黃金年代，玩家們只想一個勁地免費玩盜版游戲，拒絕向任何商業機構掏腰包。當時固然有一些小商販從玩家身上獲利，但與玩家不可遏制的游戲激情和飛速壯大的隊伍相比，可謂微不足道。玩家們幾乎完全繞過開發商、中間商，甚至政府的監管和干預，憑著他們持續不懈的莫名渴求和驚人熱情，打造出了一支龐大的游戲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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