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晚的小品《說事兒》中，崔永元拿自己的抑郁癥開了一把涮
十一年記者生涯，十年主持人經歷，使崔永元成為中國電視行業的名嘴。追求完美，讓崔永元對自己很苛刻，而觀眾對《實話實說》冀望過高的心理需求，造成了崔永元身心的疲憊，特別是為節目不能滿足觀眾出彩的需求而憂慮，讓崔永元在完成輕松幽默風趣的主持之后，卻承受著心理抑郁和嚴重失眠的雙重折磨和摧殘。今年春晚的小品《說事兒》，在全國人民面前，崔永元拿自己的抑郁癥開了一把涮，就在他為“兩會”開出的《小崔會客廳》特別節目期間，《可凡傾聽》節目組赴京采訪了崔永元，在訪談中崔永元再次拿自己的抑郁癥“說事兒”，而小崔的抑郁癥與他“較真”的個性密切相關。
跟自己較真
二人轉手絹沒轉起來都能想到“死”
崔永元談及，真的有過死去活來的時候，抑郁癥最嚴重時，他曾經需要24小時的陪護，曾經想過自殺。當曹可凡提及抑郁癥患者感覺好比得了絕癥似的時候，崔永元接道：“就是精神病，就是瘋子，不正常、不可理喻的一種生活狀態。”比如小品《說事兒》的一個轉手絹的動作也讓崔永元鉆過牛角尖。他說：“轉二人轉的手絹，我練了半個多月了，每次彩排，到各地演出我都轉起來了，轉得非常好，就是在直播這天沒轉起來。我就覺得我怎么那么笨呢？練半個月就是為了這一下，為什么轉不起來呢？我不應該轉不起來。我覺得就是該轉起來的時候，沒轉起來，就得死去。”
談及自己現在身體狀況，崔永元坦言精神狀態還算比較樂觀，談及失眠，他說：“我創下的最高紀錄，就是從頭一天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開始看書，然后把這本書看完開始看電視，電視看到出雪花，看到早間新聞，直到早上9點，我確實快崩潰了，然后我就吃了大概3倍量的安眠藥，到早上9點多勉勉強強地睡著了。”長期的失眠、抑郁，崔永元承認自己的個性也隨之改變，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會比較極端，“抑郁癥的患者基本上都比較偏激，認死理、一根筋到底，那是肯定的，因為這是他認知能力的一種表現。”
跟別人較真
即使“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朱軍也照“轟”
崔永元愛跟自己“較真”、“較勁”，對自己看不慣的現象也“較真”、“較勁”，在電影《手機》上映后“炮轟”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云，去年又指出“電視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以及“《超級女聲》的低俗問題”，崔永元此類挺身而出炮轟這個那個的故事數不勝數。所謂的“炮轟”，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與社會現狀發生了沖突，他說：“他們說我是扔手榴彈，要問我家里還有多少手榴彈呢，我告訴他還有兩箱呢，現在我扔的頻率基本上是半年扔一顆，且得扔一陣呢，你們愿意聽就聽著吧。因為我覺得我在行內，確實覺得很多行為、很多做法太不像話了，已經超過我們能接受的底線了。我們甚至能知道內情，這是不良的風氣，就得有人挺身而出。”
一直對自認為是丑陋的現象發表尖銳的看法，崔永元覺得是自己的個性所致，“心直口快，是優點，也是缺點，不怕得罪人。我知道大家都愛聽拍馬屁的話，我就不喜歡，這輩子也不打算拍了。我覺得我提意見也不分對象，可以是我的同事，也可以是我的上司，不管是臺長還是中心主任，因為我覺得我是善意的，問心無愧，如果大家覺得我不好，希望我閉嘴，我可以告訴大家，那是你的想法，一廂情愿的想法。”對“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朱軍曾經不點名地提出過“細膩”的批評，崔永元堅持自己問心無愧：“他們都說是朱軍，我從來沒有說過是朱軍。他們都問我你說的是誰的時候，你不要問我是誰，我可以告訴你，我身邊這樣的主持人有的是，根本不是一個人，我身邊這樣的事也有的是，也絕不是這一起。就在這個事情出現之后，我跟朱軍見了五六次呢，都很好，以前我們倆就很好，現在也很好，大家見面該說什么說什么，該聊什么聊什么，我也沒覺得難堪，他也沒覺得尷尬，我覺得大家是能正視這件事情的。”
心理醫生談“抑郁”
黃浦區中心醫院王一波醫生：“因為沒有對崔永元會診，不能確認他的抑郁癥僅僅是一種與職業相關的生理疾病，還是更多地源于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對于他的惡性刺激，但是一般的抑郁癥都是無形的壓力以及誘因刺激造成的。根據報道中對崔永元病情的描述來看，失眠越來越嚴重地折磨他，情緒低落，甚至在與人相處上比較偏執都是抑郁癥的表現。如果有輕生的念頭，可以理解為病情較為嚴重。對于治療抑郁癥的方法是到綜合性醫院的心身科或心理醫學科做個抗焦慮或抑郁的測試，該項測試會問一些諸如：‘你是否有經常做噩夢的情況’、‘是否在交際能力上有障礙’、‘是否認為自己死了，對別人會有好處’等問題，醫生會根據其個人情況做出最后的評估，然后確定是做心理疏導治療或做藥物治療。總之，這類患者應當多與外界進行交流，把自己的心事傾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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