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疾病總會找到窮人頭上
2010年1月8日 南方報業網 宋志遠
2009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
我無意僅僅就艾滋病日論艾滋病。我想提及的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它不是哪一個村、哪一個省獨有的，甚至也不是哪一個國家的特色，它幾乎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就是疾病的不平等性。
疾病的不平等性？這兩個詞的組合乍看起來或許有些怪異。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嫌貧愛富的，比如地產開發商和學校的招生辦，不過疾病卻恰恰相反，它似乎總是鐘情于窮人。請原諒我開這樣的黑色玩笑，疾病本身自然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不平等的結果是人類社會自身的問題。
前些年我在中國某山區做調查工作，有一位老伯在閑聊中半開玩笑地對我講：“現在這個社會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那就是每個人都會死。”然而，就算是這最后的一點兒公平底線也是打了折扣的。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國的期望壽命排名便一目了然，排名靠前的皆是富裕國度，而排名后一半的幾乎是清一色的亞非拉窮國，日本國民的期望壽命超過82歲，而非洲國家斯威士蘭的人均期望壽命還不到32歲。而在一國之內，這種差異也依然顯著，比如澳門與香港的人均期望壽命幾乎要比中國內地高出整整10歲，而上海又要比甘肅高出10歲有余。
如果更仔細地觀察這些數據，我們就會有更多的發現。比如說美國與古巴的人均期望壽命是不相上下的(78.11和77.45)，這大概與很多人想象中的情況不大吻合，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看出社會資源分配的平等性對于公共健康水平的影響比社會財富總量更加關鍵。美國雖然富庶，卻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所以美國的窮人也和中國的窮人一樣懼怕生病，一旦生了重病，高額的醫療賬單就宣判了這個家庭的無期徒刑；古巴雖然貧敝，但有賴于全民醫保體系，民眾至少不必為擔心生病而惶惶。于是就出現了邁克爾·摩爾紀錄片中買不起醫保的美國病人集體奔向古巴求醫的奇異景象。也正是因此，全國性的醫保改革才成為了奧巴馬新政府的頭號任務。
在一個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國家，貧窮一方面意味著簡陋的衛生條件和更高的患病幾率，另一方面還意味著得不到充足的醫療服務。后者不僅源于自身有限的經濟承受能力，同時還因為受到科研、公共衛生支出與社會關注等一系列外部環節的忽視。
作為一個科研人員，在工作中我也可以時時感受到這種公共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對于一個整天埋頭科研論文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者，他可能會以為人類健康現在面臨的主要威脅就是癌癥、心臟病、艾滋病和早老性癡呆癥，因為這些就是大部分科研經費的投入對象。如果你告訴他現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幾十億人忍受著瘧疾、霍亂、肺結核和血吸蟲病的威脅，他或許不會相信你與他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很簡單，還是那一個字：錢。科研要花錢，要花很多錢，而經費大部分來自于富裕國家和大型商業機構，所以科研的服務對象自然也被迫傾向于富人。而發展中國家的科研為了“與國際接軌”，也不得不因襲“以富人為本”的發展軌跡。很多科研機構甚至干脆開始用科研經費的多寡來衡量科研水平。科學家忘卻了公共責任而被馴化為富人的仆役，這實在是科學莫大的悲哀。
公共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還意味著地方性流行病的危害可能反而超過全國性流行病。這聽起來或許有悖常理，但在現實中卻一直在不斷發生。以非典為例，當疫情相繼在廣州、北京和香港暴發后，掌握話語權和資源分配權力的社會階層的利益也受到威脅，于是國家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應對，最終將疫情迅速撲滅。相比之下，對于河南艾滋病村這樣的地方性疫情，由于這些群體遠離政治經濟中心，他們的聲音十分微弱，只要地方政府能夠保證疫情不向中心擴散，上級也就可以睜一眼閉一眼敷衍了事。所以才會出現艾滋病村無人過問自生自滅、血漿經濟轉戰地下持續繁榮的尷尬局面。
沒錯，人生而平等，但出生以后的平等就要靠自己來爭取了。(作者宋志遠，斯坦福大學生物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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