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公益片：農村孩子離優質教育只有“一步之遙”
消失公眾視野多時、一直低調搞創作的導演姜文，本月將有兩部“新片”面世。搶在電影《一步之遙》前先與觀眾見面的是姜文團隊為教育非營利項目“美麗中國”傾力打造的公益短片。
自《一步之遙》開始籌拍后，姜文就一直專注于電影的創作，僅在幾次重要的電影節上匆匆露面，此次為“美麗中國”制作公益片，主要是看重該項目“集合了最優秀人才的力量解決最緊迫的教育問題”，希望用影片助力公益行動，吸引更多的人關注農村孩子、農村教育， “讓所有中國孩子都能獲得同等的優質教育”。
短片講述了600名畢業于國內外一流大學的優秀青年去到中國農村進行2年支教的故事。向來有自己鮮明個人風格的導演姜文，在公益片的制作上也有其獨特的視角。
影片顛覆傳統農村題材公益片的苦情路線，通過記錄農村學生和支教老師的共同成長，暢想中國教育的未來希望，“不是用悲情來祈求施舍，而是用改變的力量帶動大家加入創造夢想的隊伍。”
6年來，“美麗中國”已累積為教育資源匱乏地區輸送了600多位支教老師，他們分布在云南和廣東127所中小學的課堂上，影響著超過99，000名學生，累計教授860，000節課程。
而最打動姜文團隊的，是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在2年的支教過程中，產生了對農村教育的深刻關注，并且愿意在支教結束后長期為中國教育均衡化發展貢獻力量。
影片執行導演謝征宇說：“我在這群年青人身上看到了中國教育未來的希望，希望這條公益短片能為更多農村孩子找到更多這樣好的老師，完成一步之遙的跨越。”
早在2011年，姜文團隊就去到了“美麗中國”在云南的項目學校進行第一輪拍攝，時隔三年，在今年4月，姜文團隊再次去到云南進行第二次拍攝。
與《一步之遙》同樣歷時三年有余，“美麗中國”公益短片在12月9日開始線上首映，對姜文新片期待已久的影迷可以在網絡上觀看到這部精心制作的公益片。
影片采用《夜空中最亮的星》作為背景音樂，表達了對教育的希望。
每當我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每當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請照亮我前行
綠妖：我們對農村教育的誤解
理所當然的誤解(一)
支教生涯啟程時，朋友們躍躍欲試要給我捐助物資。來學校之后發現，這里稱得上物資豐富。有一個圖書室、書架頂層堆滿羽毛球拍、足球、跳繩。還有一批配有飯盒筷子、全套文具的超豪華書包。而這還沒有算上，在我有限的幾個月的教書生涯中，遇到的某組織捐贈二手衣物、從吉首包車拉回來的免費校服。無論如何，這里并不像我來之前想象的那樣，是不毛之地，孩子們一無所有。
與此同時，我一年級的學生，連十以內的加減法都不能流利掌握。程度略好的孩子，都是跟著打工的父母生活時，曾念過城里的幼兒園，他們在班上鳳毛麟角。城里的孩子在幼兒園就會的，我的學生，在一年級下學期還不懂。他們80%是跟著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留守兒童，剩下的孩子，通常也只有父親陪伴，母親或外出打工，或已離異。家庭教育為零，作業沒人輔導，不會做就亂做、不做。而他們的學前班，是在復式教學的教室度過，老師忙著抓一年級的成績，對學前班的教育分身乏術——就像我現在上數學課一樣。可想而知，我的那群學前班的孩子，到一年級，也不會掌握十以內的加減法的。
農村孩子，需要的不是物資，是人。我們的圖書室，本地老師怕把書弄臟看破，不愿向孩子們開放。是我們拿出來幾本書，放在辦公室，讓孩子可以隨意取閱；我們有足球、籃球、羽毛球和乒乓球，但沒有正規的體育老師，沒人教孩子們怎么用這些器材。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每一科：音樂、美術，許多村小是不上副課的。而即使是恢復開副課的志愿者，所擁有的也是熱情多于專業。比如我，除了二年級語文和一年級數學，還教美術(三個年級一起上)，這對一個毫無美術天賦的人真是一個痛苦的挑戰。我想盡辦法，請朋友買橡皮泥快、手工課需要材料遞來，但我知道他們更需要一個有專業美術素養的人的指點。
有次，湘西一位分管教育的官員來視察，說他們給很多農村蓋了學校，但是沒老師。他們想錄制一批優秀老師視頻，拿到那些學校播放。聞此言，我很想大笑。對于還沒有自學能力的小學生來說，一個穩定的老師勝過一切，他們自老師的言行學習到的，遠多于課本知識。而老師更是必須每一天根據學生的表現來調整自己的下一堂課，自己的教學方針。我跟一年級玩的游戲、上課的口氣，跟二年級的都不一樣。教育是人與人的相遇、相互改變，怎么可能用一臺冰冷的投影機及視頻來完成這個過程？孩子又怎么可能對“別人的老師”有歸屬感和認同感？
理所當然的誤解(二)
我參加的支教組織培訓時，禁止志愿者隨便給孩子們物品，哪怕是糖果。我們也不客氣地反問，如果孩子真的特別需要幫助，也視而不見嗎？
但，多虧有這樣一個提醒，我沒有加入那些化緣大軍，而這是很容易萌發的一個念頭。當你看到下雪天，自己穿了兩雙厚襪子，孩子的雨鞋里還光著腳；或者六歲的孩子走了一個小時的山路回家，智障的媽媽干活未歸，他熟練地盛了一碗涼米飯吃，菜是碗底凝固的兩片白菜葉子。
需要支教的地區，往往是交通不便、生活條件較差的偏遠地區，再加上城鄉生活差異，懸殊帶來的沖擊，總能一下擊中志愿者。
再觀察，我發現，那名六歲的孩子，他和姐姐已接受過外界資助，而這似乎并未改變姐弟倆的怪異。第一堂美術課，姐姐把所有的顏色都攪和在一起，弄得污濁不堪，而她的作品是一團從顏色到形狀都很像嘔吐物的東西。別的孩子笑的時候全身都在笑，她笑的時候，眼睛是不笑的。頭一個月的美術課，她畫畫，永遠都是用黑色，像牢籠的鐵欄桿，一筆筆刷下來，“天在下雨，在哭泣。”雨是黑的，淚是黑的。漸漸，她吃完午飯就沖樓下喊：“老師，吃飽沒有，吃飽給我講故事咯”，課堂上不再無緣無故把課桌推翻，她的畫，開始用清淺的藍、輕盈的綠，明亮的紅，女孩在笑，而且，畫面干凈。她需要一個能看到她的哭泣的人，可能超過一個月資助她家里多少錢。
湖南衛視也來過，為他們的“心得樂”找素材。那是一個讓窮孩子像貨品一樣站在柜臺后，直接接受人群的現金捐助的節目。
這里的孩子家境都不富裕。但是在這個年紀，他們對物質還沒有太大概念，并且，大家都差不多，家境好的，一樣冬天雨鞋里不穿襪子，家境差的，至少也有白米飯吃，頂多菜里沒有肉。可是游戲時、漫山遍野瘋跑時，他們是平等的，都是野性十足的快樂孩子。是否要過早提醒他們：你們是匱乏的？是否一定要他們面對洶涌的人群，直接把現金拍到他們面前，提醒他們：你跟我們不一樣。
至于捐助，其實一直都有。比如，從市里拉回來的免費夾棉校服。拉回來是四月份，只能留到冬天穿。而且，所有的號碼都巨大，除了少數幾個高個孩子，其他孩子，大概只能放兩年再穿。也曾有高校來捐了一些二手衣物，都是成人衣物，二年級八歲的女生當場穿上那件粉色“裙子”，課堂上也摩挲著布料咬在嘴里，真不忍心告訴她那是一件睡衣。隨著衣服來的還有一批書，比如黨章、黨員培訓、大學漢語英語之類的教材。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別的村小，一方面，源源不斷的社會捐贈，一方面，志愿者自費購買美術課需要的顏料——捐贈者們是想不到這樣的細節的。
捐助，如果不是和任教老師直接聯系，而是通過一個體系，就只能得到不合身的衣服、不合適的讀本。而這樣的捐助每天每月都在發生。
理所當然的誤解(三)
大量的捐助，也會導致依賴及不勞而獲心態。我去呂洞村玩，老遠一個小姑娘兇狠地喊著“分我糖”沖過來，直接翻我的包。呂洞是風景區，或許有太多像我這樣穿沖鋒衣的游客，給過她糖，讓她認為可以這樣做；我們學前班的五歲的男孩，惆悵地問怎么還不發衣服，“我還沒有領過呢。”我只好告訴他，學校是學知識的，不是領衣服的地方。
一年級的孩子，正在從無序進入有序，我記得自己在這個年紀也常丟三落四，但這里孩子的丟東西的氣派仍然令我震撼。有個孩子開學兩個月丟了兩本數學書；上學期發了四次書包，每個人的書包仍然破爛不堪，拉鏈壞了敞著、在地上拖來拖去就任其臟著；捐贈的每人一塊橡皮一個鉛筆刀三支鉛筆，第二天就有好多孩子上課找不到鉛筆刀和橡皮；上美術課，我請朋友買了幾十桶橡皮泥，每人一桶，為了讓他們有“所有權”概念從而學會珍惜，在每一桶上寫上名字，并說明如何使用，仍然有孩子一次性用掉好幾根，毀了揉在一起，搓成巨大的棒棒糖。同事李老師惋惜地說，我小時候要買一桶橡皮泥，要跟媽媽說好久，買了之后用得可愛惜了。
低幼兒童，本身就沒有“所有權”概念，而這里的孩子尤其沒有。由于生活條件、更因為村里沒有商店，這里的孩子在五毛錢的零食之外幾乎沒有購買行為。當你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從外界莫名獲得，你沒有渴望、等待、得到的一個過程，你怎么可能對一樣東西有珍惜的感受？就像這桶橡皮泥，盡管寫著他們的名字，那仍不是他們的，是上課老師發下來，下課還要收走的“外來的東西”。用完了就完了，反正也不知道它怎么來的。而這種突然而來，突然而去的“外來物”，在他們生活里太多了。交回橡皮泥時，他們都說：老師，還你的。“還你的”這三個字，再明確不過表明他們對這物品的過客心態。而沒有真正“屬于我”的心態，也就不會有珍惜和善待。
2000年，我去西藏時，也曾照攻略所講，買了一袋糖，走一路發一路，感到施與的快樂。但當你不是作為游客，而是跟孩子朝夕相處的人，當你的一切作為、外人的一切作為，最終都像后座力一樣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除了母性爆棚之外，你必然對“要不要給孩子糖果”有更深的思索。比如，剛來時，我給過孩子餅干，第二天，他會跟你要糍粑，下一回，你做飯時，有三個孩子靠在門口等著和你一起吃。他們家境不好？家里沒飯吃太餓了？后來我發現，這三個孩子帶的飯，有一次竟然出現了魚！在這里，那是土豪級別了。
一位志愿者說，孩子跟你要一個蘋果時，他想要的或許并不只是一個蘋果。如果你真的給了他一個蘋果，他就以為你只能給他一個蘋果。
潘勛卓： 我如何走上支教之路
我希望會有朝一日，中國所有的孩子，無論出身、無論父母是誰、無論家庭周圍環境多么艱難，都能夠享受到優質的教育，都能有得到優質教育的機會。
我大學是學數學的，從大一到大三都是悶在房間里做數學研究，大三時候就要做一個決定，如果繼續把數學讀下去，大四的時間可能還是悶在一個小房間里寫論文。我想還是算了，就轉了專業，做一些和數學相關但能有更廣泛意義的研究，也開始想學中文。學中文的原因是想用數據來分析一些有廣泛意義的政策，我想中國擁有13億人口，肯定是有一些有廣泛意義的政策的。
大三的時候我就跑到北京，在清華進修了一年學習中文，當時我在找一些被研究的話題，有一位朋友跟我推薦說：“小潘，你去研究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我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恰好那個時候有我大學的一個校友，他說：“正好我在云南一個邊遠山村捐了一個學校，你不妨去看看。”
當時我坐飛機從北京飛到昆明，然后坐上一輛車，經過六七個小時到了一個山腳下，我在山腳下差不多等了兩個小時，已經到了晚上十點鐘，周圍全都是甘蔗，我一個人坐在土路上，想著我到底在干嘛。
過了一會兒，校長打電話給我，說馬上下來接我。那一瞬間，我看到山頂上一亮燈，校長沿著彎彎曲曲的路到山腳下來接我，把我帶到山頂上，那已經是凌晨了。
我住在這個學校的一個小客房里，第二天六點半校長來敲門，說：“小潘，我們去看看學校吧。”起床后我聞到房間里一股臭味，原來是我半夜踩到了豬糞。我來到一個六年級的數學班，坐在最后一排，聽數學課。一下課，這些孩子們都跑來看老外，來問我很多問題，那一瞬間我受了很大的觸動。
我受到的觸動是什么?我意識到其實我這個人能夠享受這么好的教育，能夠有機會在中國邊遠農村跟這些孩子交流，其實我個人的能力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出生在哪里、我的父母是誰、我能夠受什么教育，這些外圍條件決定了我能走這一條路。這些孩子和我一樣聰明，甚至比我聰明很多，但是校長對我說他們很少能夠考到初中，高中更不用說了，大學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孩子們出生的地方很偏，老師招不來、留不住。
我想跟我這個學長一樣捐一些教學樓，校長說千萬不要給我們更多的硬件，他說：“你看，這個學校已經特別漂亮了，我們需要的是老師。”
第二天回北京的路上，我一直在郁悶，一直在想這個事情，想了一個星期以后我就下了決心打了兩個電話，一個是給我母親，一個是審批我來中國的我們大學的院長，跟他們說我明年不回去。我把大學存的錢全都拿出來創辦了美麗中國，就是把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送到最需要老師的學校任教兩年。從最早萌生這么一個想法到現在差不多七年。
時間過得很快，美麗中國也給我很多驚喜，讓我很開心。美麗中國到底為我們服務的群體做到什么?是不是真正改變了孩子們的命運？毫無疑問的。這些孩子們因為有了這些老師的存在而有了一個更好的、完全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真正要想美麗中國做什么?我們最早誕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解決中國教育不均衡的現象。我們離那個計劃更近了嗎?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整體，我們離教育資源均衡化發展這么一個愿景真的是走得近了一步嗎?我真的要打一個問號。我們從事公益事業，其實往往沒有真正地·解決特別大的社會性問題。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們公益組織還是在小規模、小范圍內解決了一些緊急性問題，但是我覺得現在公益行業真的是到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時間點。
我看三中全會習主席提到政府要購買社會服務。我認為這是公益事業很大的機會，也是非常大的挑戰。如果政府要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那意味著社會組織必須提供適合而且值得政府去購買的服務，如果我們很認真、很誠懇地問自己，現在有多少社會組織值得政府去購買服務，能比政府更高效、更廣泛地去解決問題，真的是鳳毛麟角。
而且有一個現象，我們作為社會組織常常是以一種抱怨的心態存在，時代在引領我們，這是不夠的。為什么大學生這個群體當中更多人愿意去咨詢公司、去政府部門工作，而不愿意來公益組織工作?為什么公益組織這個人才市場是這么有限，往往是有夢想、有熱情的人來，往往也有能力不足的人。為什么那么多資源，金錢也好、時間也好，都不會奔往公益這個行業，這些是外圍的問題，這是我們作為一個行業的問題，而且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2014年，美麗中國要走向一個新的方向，美麗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支教項目，不僅僅是招募老師輸送到貧困學校，更要變成一個孵化器，要孵化最創新的、最變革性的一些教育方面的突破性想法。美麗中國的項目老師教學教得很好，但我覺得他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他們可以觀察非常復雜的問題、想出創新的手段和技巧去解決。所以，接下來美麗中國幫他們走向整個的社會、服務更多孩子。
我們作為公益行業，不是等著時代的引領，而是引領著時代變化。我希望會有朝一日，中國所有的孩子，無論出身、無論父母是誰、無論家庭周圍環境多么艱難，都能夠享受優質的教育，都能有得到優質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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