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益組織如何在困境中突出重圍，可以概括出這么幾個大問題：比如可能有些人會看到很多監管更嚴而生出悲觀心。我從冬子津先生的發言中聽出樂觀心。我們還要乘十八大的東風積極拓展可能性空間，現在政府也在研究事業單位怎么改，改掉大學醫院這樣的事業單位而使其變成NPO，公益部門才有希望。能否改成功，說到底，改變社會的是人，到底能有多大改變，取決于力量對比，力量對比取決于人數多少。中國當下到底有多少人胸懷建立社會市場的理想，然后從改變自我和改變組織著手，從旁觀者、觀察者轉變成行動者？從這一點上來看，鄧飛的案例具有特別的意義。
如果更多宣講、更多公益活動可以在大學里舉行就很有意義。大學生想什么代表著中國的未來，像我們這些五六十歲所想的代表中國的過去。只有大學生們胸懷社會巿場的理想，社會市場的理想那才會在中國未來實現。
社會轉變是個慢變量，不可能短期就能巨變。要實現到達彼岸世界的理想，怎么也得有二十年。從南韓和臺灣的例子來看，事實上都經歷了差不多20年時間完成了社會市場的發育。當然，他們的優勢在于沒有事先搞一大堆官辦組織，沒有這個痛苦，根子就是建立在公民個人自主和自由結社基礎上的，他們沒有這個痛苦。
我們還要改舊的，還要發育新的，還要老樹開新花，還要枯枝發嫩芽，因此路確漫漫而修遠。
我現在覺得機遇和挑戰并存。當我看到這兩年發生的變化，看到很多年青人卷入進來，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希望，這讓我心潮澎湃。但回頭看看現實的雙重變奏，又讓我感覺非常沮喪，可以說我們這代人每天都生活在希望與沮喪的折磨之中。但是不管怎么折磨，我們還要行動，要使我們涉入的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演繹，以詮釋我們自己未來的生命和民族的命運。
今天肖蓉問了一個好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公益組織都是關注他人的而很少關注自身群體利益的？這是因為我們在中國的政治和政策夾縫中求生存，我們只有做慈善才能存活下來，如果我當時一進入中國扶貧基金會就搞社會變革倡導的話，現在扶貧基金會早就沒了。那時候只能搞慈善，比如幫助貧困孩子建個橋，發個書包不行嗎？農村婦女生孩子時候很危險，我們幫她募集2000元安全生產不行嗎？政府肯定說行。
中國公益組織做公益完全集中在好人好事和慈善方面，這不是真正全面系統的公益生態，真正全面系統的公益生態是什么呢？那就是很多組織是為謀自己團體的利益，比如種蔬菜的謀蔬菜農的利益，我們養牛的謀養牛農的利益，如此等等。可是在中國：
第一，謀團體利益的時候，打上“利”的色彩，還是公益嗎？在中國觀念中，每一個人都不能說自己有私利，其實沒有私哪有公，只不過需要公私分明罷了。在這種生態下，一說到某人有私，群體失聲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比如有人說李連杰貪污3個億，我這兩天忙別的事，沒看到這個消息，如果早看到這個消息，我肯定早出來說話了。太荒謬了!我不相信。不要簡單地用灰暗的心理去推測一切。
另外一個問題出在哪兒呢？所有行業組織都被政府壟斷。必須要一業多會，如果允許一個行業里出幾個協會，就沒法壟斷了，那就是自由結社。
如果我搞一個肉牛協會，不為養牛人服務為誰服務呀，天天發愛心書包，肯定也有毛病。雖然也可以發發愛心書包，但是主要事情是為養牛者服務。
一業多會以后，公益往非慈善方向擴展的空間就打開了。因此要有更多的公益組織者超越慈善去構建小的公共利益空間，而不全是高大上的慈善公共空間。一定要有很多組織是為他們自身的團體謀利益，比如一個小區社區組織，不給社區居民謀利益，天天折騰非洲的事，這肯定也有問題。為社會局部性公共利益服務也是公共空間，我們構建的空間有大公共空間，也有小公共空間。社會公益要從構建大公共空間轉向構建中公共空間和小公共空間，雖然小的公共空間的公共性比較小，但是公民賦權的容量比較大，這是當下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應該促進和倡導公益往這方面走。
以交通監控攝像頭為例。同一段路上安一個100公里的攝像頭，前面安一個50公里的攝像頭，沒有人問為什么突然由100公里變50公里呢，權力在交警，你路過時候肯定會被拍下來了。北京市的統計是每輛車平均罰款1000—1300元，全北京市單攝像頭罰款就六七十億，如果加上人工罰款上百億，誰能告訴我這些錢到哪里去了？交警有權利隨便裝這么多攝象頭嗎？這個權力是誰給的？要不要建立必要的公共協商機制？我們能不能有公益組織過問這類事，追問這種小事。而不是都去建學校修道路幫助窮人。
每建一個小區，政府就收取一大筆維修基金，像我住的小區交了1億，北京市有上千億房屋維修基金，遇到什么情況才能申請？設備爛了五年錢都申請不回來，能不能研究一下到底誰掌握這些錢？怎么進行公共協商管理機制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像這樣的社會問題太多了。很多問題，需要一些組織來折騰，不一定大家都搞高大上的慈善捐贈，生態太單一了，單一的生態一點都不利于社會的轉型與發育。
剛才還有專家談到如何推動新聯盟的形成，讓社會組織的職能寬化，讓組織再組織。我們在做一個嘗試，雅安救災時候我們搞了救災聯盟，組織上套組織，這樣職能才能寬化，讓生態系統變得比較復雜，這樣才可能讓社會組織變成賈西津教授理想中的協商方和簽約方。她說的很對，我們現在制定很多法律跟誰協商？找單個公民協商，說我征求過意見了？三峽大壩怎么征求公民個人意見？修建一個煉油廠，說不會引起昆明污染，跟誰討論這個問題？跟單個公民討論，討論對等嗎？去年一些環保組織出來跟政府進行了討論和協商，這就好多了。昆明事件處理得相對比較平穩，而且政府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非政府環保組織有了一點協商者的味道。總之，改變單一的公益生態，是個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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