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是什么？
“席”在城市里大概叫做“飯局”，在鄉下則泛指婚喪嫁娶、生日、吉慶等所有活動的吃飯場面。
說到鄉下的席面，也并非那么落后而馬虎，歷來如此，進入21世紀倒還有了些新講究。
就結婚、埋葬兩大人生之事而論，在農村不管是誰家，排席大宴之前，總得由其主要負責人先弄出一個禮請名單，這個名單很鄭重。與早先不同的是，借著過事（指婚喪嫁娶、生日、吉慶等大的活動－編者）排席要特意將那些近日與自家有隙的人一應列請，也是為了社會“和諧”吧；最后，再查點一番，有沒有把個別窮的、傻點的或什么的漏掉，盡顯平等。之后，由本家一名二號人物或家長事先一一登門通知盡悉。
談起鄉下吃“席”，其中奧秘不必言語，但人人心知肚明。有頭面的一桌，有錢有勢的一桌，青年哥們一桌，老人帶小孩一桌，婦女們一桌，很有秩序。本人已過而立及不惑之年，干過幾年村干又落了烏紗帽，所以，在席面入座上，年輕的、中年的、平頭的、當小官的，常常歡呼而坐，或猜行令或一招一式總能吃出一片熱情和聲望。
2002年，防疫站的車在我家門前停留過幾次。
2002年，我因病治療無效和妻子“失蹤”（外出看病－編者）了20天。村民一片聲揚：防疫站把他倆仍進大西北沙漠了。
這一切，使古樸自愛的村民們猜定——“他”是艾滋病，治不了的傳染病！
這一年，我“失蹤”歸來人間以后，小山村里不久就娶了一個媳婦，后來又埋了一個老人。
喜宴主家仍然一視同仁，平等待遇，交代我母親：有請您兒子幫忙，早請恭臨。
其時，我已性命攸關。家已不再是原來的正常之家，很少有人登門打坐。最后，還是由母親托人捎了5元錢薄禮。
為了珍重事主的一片平等深情，為了表示鄉俗的祝賀，中午暖和的時候，在一片高地上，我向新婚典禮的方位，向兩位幸福的新人行了注目禮。
還是這年初冬的一日，葬禮的宴席開始了，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強調：最后一席，8個人，8個人一桌……。
我佇立進口處。昔日的朋友們大都落座，沒有人旁顧。忽然有一摯友向我閃了一眼，隨埋頭調整自己的餐具。
我冒然走近了一個空座，有人即大聲聲明：有人。
我斗膽地走近另一個空座，也有人就來。
想了想，我向樂隊的座席走去。不知是由于我全副武裝的保暖衣著過于特殊，還是怎么，一個樂人說：“這是樂隊席，哪兒都是座，別在這兒擠擠搭搭的。”
……此時此刻，持續發燒使我竟全然不覺冷意，卻自脊背冒起一陣陣熱潮直涌上頭皮。
我再也不愿吃這場席了。我在心里下決心：回家。但事主的平等深情，仍然沉沉地浮在心里。
最后，我望著空出位置的幾位老大娘、大嬸——她們用渾濁而憐憫的目光示意我入座。
我象征性地匆匆吃下一只小饅頭，沒有吃菜。向老人們道歉似地說：“您們慢吃！”
這是“那個我”忽然之間成了“這個我”之后的第一次吃席。這時我已懂得吃飯并不傳染，我的親人和我共餐5年之久，他們并未被傳染。但2002年我在家里的餐具仍然分開用，吃菜的時候每每不讓筷子碰著嘴唇……。因此，我無緣怪鄉親們。
吃席，也能吃出個人的經驗和收獲，這一席已是2004年某日。
我大模大樣直往一桌坐定。后來又來了四位不熟之客。不久，村里一個最漂亮的年輕媳婦攜著小兒款款落座。我心里對她充滿感激。
喇叭里自然一遍一遍強調：8個人一桌，馬上開席。零零星星有人走來走去，卻沒有人在我這桌就座。因為他們認識“我”。
忽然，漂亮媳婦無意間將我擠倒。原來，他丈夫在旁邊桌席上邀她同席未果，便硬拉孩子過去。后來，孩子跟她年輕可愛的媽媽都沒走。
最后，理事會總理——村支書坐在我的另一邊。8個人一桌，好了，席開了。支書使勁推了我一把：老搭檔，開吃——。
每個人都有處世小準則，每個人都有處世小自由。雖然知識與文明努力平抑著尊嚴，我和自己的乙肝母親還是餐具分別，這也沒錯。在所有的飯桌上，只有中國艾協的領導包括秘書長都親密無間地和我們同吃。有一餐，大家已吃的緊鑼密鼓，協會的小曾女士遲到了。她一進來就高舉著一只手：誰要我？我當即站起大聲搶定：”我要！”逗得幾位山西哥們轟然一片嘲噓。但是，在某些地方，同席依然涇渭比較分明。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黨和政府對艾滋病的綜合治理，隨著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對HIV/AIDS患者的歧視相當程度地減少了，但不會完全消失。
有人不僅尊重我，而且常常關懷我。但一直也不可能與我同桌吃席。我的至親中也有這樣的人，即使萬般無奈一起吃，也吃不飽。
確實，有越來越多的鄉親們敢與我同席，而我在家里，與親人也不再分別餐具了。
我將用有限的生命把每一場大席當作任務吃下去。
文章來源：艾滋病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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