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制日報】
作為我國首例艾滋病患者遺孤訴媒體侵權案中原告小莉(化名)的撫養人，靳薇對前去采訪的記者說：“小莉一審勝訴啦！法院判被告向小莉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撫慰金2萬元。”
四個多月的等待也許算不上有多么漫長，一直在焦急中期盼法院判決的靳薇曾經度日如年，如今，面對法院的一審判決，她感到欣慰。
艾滋病遺孤隱私被公開
“不到萬不得已，我們是不會通過訴訟來解決問題的。”靳薇坦言。
小莉今年20歲，她的父母因賣血感染艾滋病先后去世，2004年8月，小莉由靳薇撫養。轉年9月，靳薇在朋友幫助下將小莉送入某省一所重點高中學習。除了校長和班主任以外，誰都不了解小莉的身世，小莉漸漸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005年12月7日，靳薇意外發現了某報大幅刊登了小莉臉部特寫以及小莉和弟弟、父親的照片，報紙還將小莉真名、曾用名和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等隱私全部公之于眾。
2006年2月下旬，小莉上網時看到了那篇報道，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情被驟然打破，她感覺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總害怕學校會不要她，學習成績開始下滑。
發現侵權后，靳薇找到該報社相關負責人，要求該報立即停止侵害，賠禮道歉。但交涉沒有結果。
2006年3月1日，艾滋病防治條例實施的第一天，小莉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艾滋病人同樣擁有合法權益
靳薇向記者展示了自己近年來在防艾調研中搜集的資料，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的肖像權、隱私權被媒體侵犯的事情屢屢發生：
一位收留了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志愿者被某報社一位攝影記者曝光了他們的居住地點。登報次日，小區的管理人員根據圖片確定了他們的位置，把他們驅逐出了小區。
一家電視臺沒有對圖像進行處理，就播出了對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的采訪，這個暴露在公眾眼里的艾滋病感染者接到很多恐嚇電話，以致令他痛苦地一度想自殺了結生命。
廣州有個艾滋病患者自發成立了艾滋病感染者服務組織，被一家媒體將其身份曝光后，接連遭遇恐嚇、侮辱、追打、驅趕，以致于無法在當地生存，只能逃往外省。
“由于大眾對艾滋病的恐懼導致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艾滋病患者一旦暴露自己的真實病情，其本人和家屬的社會支持系統會很快崩潰，這種現實已經被無數事例印證。害怕隱私被暴露使得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寧愿不接受治療，放棄國家的‘四免一關懷’政策。”靳薇說。
談到一審勝訴的事實，靳薇的語氣很堅決：“我們就是要通過訴訟告訴受艾滋病影響的群體：雖然不幸，但艾滋病人群同樣是有人格尊嚴的，有自己的權利的，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無須忍氣吞聲，東躲西藏，應當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此案折射出國民觀念與素質
在法庭上，靳薇始終不同意調解。盡管調解書與判決書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效力，但靳薇堅持要得到一份法院的判決，“公正判決對小莉以及與小莉有同樣遭遇的人有著特殊的意義”。
最終，朝陽法院的一審判決支持了原告小莉的主張：
被告的相關文章披露了原告為艾滋病患者遺孤的事實，披露了其更改姓名的情況，還披露了同患艾滋病的父母去世，給原告造成的生活中的一些令人難以啟齒的經歷。以上事實，均為原告的隱私，在目前社會環境下，因對艾滋病患者歧視尚未消除，被告披露的上述事實無疑不利于原告今后的生活，也違反了社會公德。因此，應當認定這篇文章及相關照片侵害了原告的隱私并進而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因此，被告應承擔侵權責任。
“對于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權保護，與其他人的隱私權保護沒有特別的要求，只是由于艾滋病的傳染性，造成了他人對艾滋病的恐慌和畏懼。”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說：“因此，對于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的私人信息資料應當給予更為完善的保護。”說到這里，楊立新話鋒一轉：“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新聞工作者都要有人格權的觀念，不做侵害他人人格權的事情。”
“全國首例艾滋病患者遺孤訴媒體侵權案對媒體甚至整個社會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警醒。”曾參與艾滋病防治條例起草工作的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楯直言。
李楯認為，“從深層次來看，此案又折射出一個國民觀念與國民素質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公民缺乏隱私的觀念，以致于侵犯個人隱私權的事件屢見不鮮，而在艾滋病領域尤為嚴重。”
樹立保護艾滋病群體意識
據記者了解，目前，衛生系統已普遍采取了保護艾滋病患者權益的有效措施。北京市衛生局疾病控制處副處長關寶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北京市衛生局和18個區的衛生局，都沒有關于某個患者的具體檔案資料，只有宏觀的統計數據。即使是司法機關要求提供相關人員病歷檔案，我們也不能給予。我們一般不允許記者對感染者進行拍照，除非感染者本人同意，但所登出的照片必須經過處理，就是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到北京市看望艾滋病患者時，他的私人攝影師也被工作人員攔在了會見大廳之外。”
北京市衛生局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做法，值得新聞媒體及全社會進行認真的反思，并借鑒醫療界的具體做法，真正樹立起保護整個艾滋病人群的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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