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老人說：“知識才是最好的疫苗。”
今年是全球發現艾滋病25周年，也是中國“民間抗擊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潔走上“抗艾”之路10周年。
就在這樣一位“英雄”的身上，不僅充滿了與艾滋病戰斗的剛毅與智慧，還閃耀著一位人道主義者獨具魅力的人性之美。正如她身邊的人們所贊揚的，她“有太多的愛和太軟的心”。
她成了第一個拉響中原艾滋病警報的人
印象中，高耀潔是一位嫉惡如仇，馳騁艾滋病疫區的戰士。敲開門，迎接記者的，竟是一位小巧玲瓏的老太太。夏日里，從容的無袖馬褂，寬大風涼的布褲，黑框眼鏡后一雙充滿溫情的眼睛。步履蹣跚的高耀潔，仿佛就是自家的老祖母，讓人忍不住想上前攙扶一把。
在“防艾”圈子里，人們對這位79歲的老太太懷著深深的敬意。因為，在中國還沒有人能像高耀潔那樣，第一個拉響艾滋病的警報，又執著地肩負起抗擊艾滋病的使命，一走就是10個春秋。
1996年，高耀潔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人。一天，她去某醫院會診時，遇到了一位女病人，身體極度消瘦，高燒不退，皮膚上還出現了暗紫色的斑點。高耀潔的腦海里閃過“艾滋病”的癥狀，但剛有這個念頭，就被別的醫生否定。那時，艾滋病對于國人來說，還很遙遠。
“開始我也根本不相信。后來那個女病人被確診是艾滋病，而且以前接受過輸血。我叫她的愛人來檢查，又叫她的孩子來檢查，結果都是陰性。這下我才相信她是因為輸血感染的。”高耀潔回憶著。此前，高耀潔也認為，艾滋病是那種做了“臟事”的人才會得的病。從此，艾滋病進入了高耀潔的眼簾。
為了揭開艾滋病感染的真相，已逾古稀之年的高耀潔，顫巍巍邁著34碼的小腳，風雨兼程奔波在中原大地上。“那時候，每到一個疫區調查病情，都有點像打游擊戰。”老太太詼諧地說起當年一場漂亮的“戰斗”———
聽說開封某地疫情嚴重，高耀潔帶著記者趕了過去。一到那兒，他們就被客氣地“請”上了回鄭州的汽車。“我告訴司機要去開封娘家。”司機就在離開封40多公里的地方讓他們下了車。高耀潔一行人在路邊一晚5元錢的旅店住下。第二天，天還未亮，高耀潔就叫醒兩位隨行的記者。他們在路上用一頓飯“收買”了一個三輪車夫，坐著搖搖晃晃的三輪車抄小路進了村。那次，高耀潔一口氣走了七個村子，被捂得結結實實的真相一個個地“炸開”……
類似這樣“游擊戰”式的調查，高耀潔進行了六七年。從最初爆發的老疫區，到不斷開拓新的疫區，高耀潔越“打”越明白“血漿經濟”導致眾多農民感染艾滋病的真相。
多年在現場調查奔波，高耀潔不但沒有享受到退休后一日寧靜的生活，還惹得身上老病復發。她有心臟病、高血壓、低血糖、肺空洞，她的胃在“文革”中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不能吃高蛋白、油膩的食物。在外奔波時，她經常在顛簸的汽車里啃干糧，喝開水。
現場調查，使高耀潔在發布艾滋病消息時底氣十足，成為第一個拉響中原艾滋病警報的人。
她伸出雙手，為黯然的生命抹上一縷彩虹
高耀潔至今還忘不了那一幕。2001年10月的一天，高耀潔去探訪艾滋病患者。一進村就聽見一個奶聲奶氣的聲音在喊，“你下來，你下來”，聲音都有點嘶啞了。高耀潔推開一間破舊的茅屋，竟看見一個女人吊死在房梁上。她的腳邊，一個兩歲左右的孩子一邊喊著，一邊餓得啃她的腳跟。村民告訴高耀潔，孩子的父母賣血時感染了艾滋病，男人已死，女人在貧病交加中，實在活不下去自殺了，孩子也患了艾滋病。
從此，高耀潔改變了對艾滋病人的救助方式，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了艾滋病死者的遺孤。
對孩子，高耀潔有一種天生的溫情。退休前，她是一位婦產科醫生。在她溫柔的雙手中，誕生過無數斑斕的生命。當這雙手再次牽起一雙雙艾滋孤兒的小手時，她給黯然的小生命帶來了一縷人間彩虹。
高耀潔所定義的“艾滋孤兒”，即艾滋病患者去世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與“艾滋病孤兒”不同，他們并未感染艾滋病，但是他們失去了依靠的親人，生活沒有著落，經常吃不飽穿不暖。
更讓高耀潔擔心的是，這些孩子經常遭受歧視。這對他們的心靈將產生不可磨滅的創傷。高耀潔見過一個14歲的艾滋孤兒，小學五年級就輟學，四處干活維持生計。這個孩子每天在磚廠只能掙到10元錢，經常和姐姐一起跑到父母的墳前痛哭。
“對艾滋孤兒，不僅是要讓他們吃飽穿暖，還應關注他們的教育、心理等問題，這關系到他們一生的命運。”高耀潔極力反對以建孤兒院的方式來撫養這些孩子。“因為他們的創傷大同小異，生活在一起，心理上會互相產生負面影響。”于是，高耀潔想辦法把一部分孤兒送到老家山東曹縣高新莊的農戶收養，讓這些孩子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
艾滋孤兒小含（化名）剛來到新家的時候，身上滿是污垢。他的新媽媽把他放在澡盆里洗了幾個小時才洗干凈。他的小手死死抓著臟衣服不放，就怕衣服扔掉后沒衣服穿。熟雞蛋剝好放在他眼前，他不知道怎么吃，因為他從來沒吃過。數數也只會數到4。現在，這孩子已經讀小學三年級，成了養父母的心肝寶貝，像別的孩子一樣快樂地生活著。
高耀潔自己也先后救助了164個孤兒。她給他們寄錢，寄衣物。春節的時候還把孤兒們帶回家過年。有的親戚很不理解，說：“你把這些艾滋病孩子帶到家里來干嗎？”但孩子們都親切地喊她“高奶奶”。
“現在我老了，手上一個孤兒都沒有了，全部轉交給了杜聰。”高耀潔對記者說。杜聰是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他原來在華爾街一家銀行做副總裁，回國后看到艾滋孤兒的情況，就辭職專門成立了“智行基金會”，救助艾滋孤兒。高耀潔希望有更多值得信賴的好心人，投入到艾滋孤兒的救助中去，讓他們擁有一個美好的人生。
她大聲疾呼：“不要以為艾滋病與我無關。”
“我現在跑不動了。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往外寄防艾材料。”高耀潔指著順著家里墻根摞起的郵包對記者說。
這堆一人半高的郵包里，每個都包扎了二三十本防艾手冊和書籍。談話時，高耀潔正用微微顫抖的雙手，將一本本的防艾資料用棉線捆扎結實。為了寄出這些書籍，她和志愿者收集了不少牛皮紙，有的用過了再反過來用。“我這不是摳啊，是能省就省，因為這些東西都得用錢去買，又沒有地方報銷。我的錢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兒身上。”
自1996年走上“防艾”之路后，高耀潔自費印制、編寫艾滋病預防宣傳資料和書籍，已超過100萬份，花去了她獲得的幾個國際大獎共計8萬美元和多年來個人寫書的全部稿費。
“這些書全送出去就是我的勝利！”高耀潔想方設法將防艾材料寄到更需要的人手中。記者看到一個郵包的封面上，寫著寄往貴州某市一個圖書館的地址。高耀潔神秘地說，寄書還很講“學問”———要多往邊疆、農村的醫療衛生站寄，那里最缺資料；也不能寄給醫院的院長，而是要寄給醫院的圖書室。
只要有人前來索書，高耀潔全部免費贈送。有的人來信時附上了掛號郵資，但是80%以上的來信都沒有附郵資。但即使倒貼郵票，高耀潔也愿意給人們寄書。
“無知是艾滋病最大的敵人，知識才是最好的疫苗。”
10年來，高耀潔孜孜不倦地宣講著防艾知識。然而，還是有那么多令她哭笑不得的“恐艾癥”。
有一次她去一個村子，發現村里的人家靠東邊的窗戶都堵住了。一問，說是村東頭有人得艾滋病死了，怕東邊刮來的“艾滋風”會傳染。還有一次她從艾滋病村拍了一些照片，照片洗出來時，正好碰到省里一個干部。高耀潔要給他看看照片，他一個勁地問傳染不傳染，就是不敢看，一溜煙跑了。
即使了解艾滋病知識的人，也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高耀潔幾乎問過每位來訪者對艾滋病的看法。答案是驚人的相似：不吸毒，不嫖娼，就不會得艾滋病。“這樣的認識產生的歧視，導致很多因輸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羞于暴露自己的身份，無法得到及時的救助和治療。”高耀潔說。有一個病人家屬，就偷偷到高耀潔家求助。他不敢暴露自己是病人家屬的身份，說：“我不敢，我害怕。人家說你哥哥有艾滋病，你肯定也有艾滋病，你全家都不是好人。”
對人們的無知，高耀潔很著急。“我成天在家里接待艾滋病人，和他們一起吃飯說話。如果會傳染，我豈不是早就被感染了？”高耀潔感嘆道。
據我國衛生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國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約65萬人，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約7萬人，這相當于每天有200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曾擔憂地說：“盡管2005年評估的感染者和病人數低于2003年評估結果，但并不代表我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處于樂觀狀態。2005年感染率上升的趨勢，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然而，國人對艾滋病的關注程度依然不高。中國社會調查所日前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近千人進行的調查中，問及“現在艾滋病人群迅速攀升，您覺得您應該做些什么”時，竟有72.6％的人認為和自己沒有關系。這項調查還表明，中國防治艾滋病的宣傳力度在社會上并不平衡，尤其是在學校很缺乏這方面的宣傳。
今年4月，高耀潔在清華大學的講演中大聲呼吁國人正視艾滋病的嚴重性：“不要再以為艾滋病和我無關了！了解艾滋病，消除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歧視，這些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
她不只是憤怒，更多的是慈祥、幽默、善良
生活中的高耀潔，不只是一位憤怒的“戰士”。她的身上，閃耀著人性之美的魅力，更多的是慈祥，是幽默，是善良……
與高耀潔接觸的日子里，記者發現她經常情緒激憤。但是激憤是不得已的，因為高耀潔的眼里容不得半點虛假。對上門騙取艾滋病病人錢財的游醫，對打著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兒旗號行騙的“公益組織”，高耀潔怒目圓睜，將他們呵斥出門。對那些沒有到現場調查就發表高論的專家學者，高耀潔歪著腦袋，撇撇嘴巴，對他們嗤之以鼻。
而對真正關心防治艾滋病事業的人，高耀潔都是一副熱心腸。那天，正巧有兩位來自廣州的大學生跑去看她。聽說京廣線遭遇臺風，這兩個孩子被困在火車站幾天幾夜，高耀潔一個勁心疼他們，就好像心疼自己的孫兒。
在她家采訪，因為是遠道而來的客人，她一定要炒幾個雞蛋給記者吃。平時她自己的三餐，一碗玉米糊糊，一碗炒豆腐，幾個饅頭就打發了。如果別人看望她時送來補品，她會推辭說：“我的胃在文革期間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吃不了好東西，你快拿回去。”遇到有人請她吃飯，她會把桌上剩下的飯菜都打包，回家路上送給乞討的人。
對于艾滋病人來說，她的家是一所溫暖的心靈驛站。她的電話公開在門上，艾滋病人隨時都可以給她打電話，隨時都可以登門求助。她也會定期下村子，親手將籌集來的食品和衣物送到艾滋病人手中。
說起今年4月份因癌癥去世的老伴，高耀潔眼含柔情，噙滿淚花。
這位陪伴她度過52個春秋的伴侶，一直是高耀潔抗艾之路上最忠誠的“戰友”，最堅強的后盾。老伴郭明久早年畢業于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離休前是專為領導干部看病的保健醫生，一生為人謹慎。郭醫生曾經說，“攤上這么個老婆子，我有啥辦法呢？我不幫她誰來幫她？”
每次高耀潔出門，郭明久總是很不放心，非得看著高耀潔上了車才回家。往各地寄的防艾資料，也是郭明久推著自行車陪著高耀潔一車車拉到郵局。家里的各種雜事，寄信、收信、買菜、做飯，都是郭明久一人包下。
兩位老人靠退休金原本能在當地過上舒服的小康生活，但高耀潔幾乎把所有的錢財都投入到“防艾”事業中。家中除了幾張舊桌椅外，看不到任何像樣一點的家具和電器，到處堆滿“防艾”宣傳材料。唯一搶眼的，是客廳里的一臺大彩電和書房的一臺用于工作的電腦。高耀潔說，這是老伴趁她不在家時用剛收到的獎金買的，原來家里那臺都用了十幾年了。“我和他說，你就這么喜歡新電視機？我和他說過，這錢是要印材料的，不能動。”回憶著，高耀潔不好意思地笑了。
如今，“戰友”離去。高耀潔撫摸著郭明久的照片，聲調柔和地對記者說，以后要托人把自己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和在一起，撒在黃河激流處，干干凈凈，不留任何痕跡……
“我都倒計時了，要抓緊時間！”高耀潔說著，又忙碌起手上的活。
好在高耀潔所進行的，不再是一個人的戰斗。她的吶喊，有了強勁的回音———
2003年11月，吳儀副總理走訪了著名的文樓村，還探望了艾滋病人的家庭。
2003年，讓更多人感動的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艾滋病人握手的畫面。
2004年，國務院出臺“四免一關懷”政策，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最有力的政策措施。
而在她的周圍，還有許多許多人，被這位像祖母一般剛毅又慈祥的老人所打動，被抗擊艾滋病事業的使命感所震撼，正不斷自愿地加入到這個事業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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