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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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資料顯示，在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率上，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的差異是：感染艾滋病的富人若死1個，窮人則會死20個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多倫多 8月13日至18日，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CN塔，世界第一高通訊 塔下，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約2.1萬名各界代表和3000名記者每天穿梭在羅杰斯會議中心的南北會場之間。本刊記者和來自津巴布韋、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印度、烏干達、南非、牙買加、海地以及荷屬安德列斯群島的總共10位記者， 組成了一支發展中國家報道隊伍，每天出版一份8頁的迷你雜志Panoscope，清晨分發到腳步匆匆的與會代表手中。 一樣的病，不一樣的命 在交出的第二篇報道中，我用HIV-infection一詞表述艾滋病感染者，編輯把我叫到一邊，語重心長：“西方媒體在稱呼艾滋病人時非常謹慎，今天，習慣用people living with HIV(與艾滋病毒共生)來表明一種積極的態度：雖然感染了HIV，你仍然能好好活著。”我虛心接受，盡管現實并不如此體貼入微。在無力改變的源于貧富差距的全球艾滋病人生存狀態的巨大落差面前，弱者至少應該享有文字的安慰。 “直到感染了艾滋病毒的3年之后，我才知道有藥可治。”俄羅斯姑娘Sasha坐在全體會議的講臺上，呼吁俄羅斯盡快就治療立法。她是靜脈吸毒數年之后，于2000年測出感染HIV的。她在2004年才開始服用“雞尾酒療法”的三聯藥物，距離何大一教授發明這一療法已有9年。 當美國籃球明星魔術師約翰遜定期從何大一教授在紐約的戴蒙德中心拿到病毒載量報告，然后安心地駕車離開；當英國歌星埃爾頓·約翰又出現在曼哈頓，出席以他名字命名的艾滋病基金會籌辦的募捐酒會并談笑風生時，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存活并且達到的生活質量，展示了可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他們每天只需要服一次藥，3片；而中國河南使用雞尾酒療法的農民需要一天三次服藥，至少9片。而在非洲、加勒比海沿岸、南亞，許多人至今還吃不飽肚子，遑論吃藥。 在全世界大約24種抗逆轉錄酶治療藥物中，發達國家及富人占有的是最新研制、療效最好、也是最昂貴的那一組。這樣的藥物可以將病人的病毒載量控制在相當低的水平，甚至HIV抗體檢測有時會出現陰性(正常)，而只有做病毒檢測時才會發現他們是感染者。 從2002年下半年起，中國先后批準東北制藥總廠和上海迪賽諾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生產4種國外已過專利保護期的抗病毒藥物，構成兩種“雞尾酒療法”的組方，并在藥價方面做了強制性限制，使藥價由每人每年4萬元人民幣(進口藥)降到大約3500元(國產藥)。加上國務院批準對國內定點生產抗艾藥物的廠家實行免收增值稅等一系列優惠政策，治療成本大幅下降，才使部分患者在一年多后獲得免費治療的機會。但這些藥物的劑型、療效和副作用，與約翰遜們服用的，相差幾個檔次。 本屆大會引用的一份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資料顯示，在中低收入國家，15歲到40歲的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是工業發達國家同類人群的20倍。簡單地說，在艾滋病感染者的存活率上，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的差異是：感染艾滋病的富人若死1個，窮人死20個。 這份資料還顯示，在貧窮國家需要藥物治療的600多萬感染者中，80%的人得不到任何藥物。“人權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國際健康與人權項目主任索非婭·格魯斯金說。 “只有少數富人得到真正的、保證生存質量的治療。”25歲的印度尼西亞姑娘Frica Chia Iskandar說：“大部分人得不到藥物，一部分窮人吃三線藥物，它們也許會起一點作用，但大部分已經在變異的病毒面前失去作用，同時要飽受一連串副反應的折磨。” 在正式報到的前一天，印度編輯詳細詢問了中國免費治療的情況。我告訴他，只要CD4(人體免疫力指數，正常人為700-1500)低于200，中國公民憑本地身份證，可在戶籍所在地申請免費抗艾藥物。但中國城鄉人口流動如此之大，一個艾滋病感染者如果從吉林跑到廣州打工，就吃不上藥了，因為他的配額不在廣東省。 三天后，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博士一邊趕下一場報告，一邊在電梯上回答了我的這個問題，他說：“衛生部正在與財政部協商，如何把這種假設病人固定不動的財政劃撥，與流動人口的現狀結合起來，以便讓艾滋病人離開戶籍所在地也能吃到免費藥物。”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聯合國非洲艾滋病問題特使史蒂芬•路易斯在閉幕式上算了一筆賬：用于發展中國家艾滋病防治的資金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30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83億，2006年需要150億，2007年需要180億，2008年是220億，2010年則達300億。“我們總是十億十億地缺錢。”他還稱八國集團國家未能兌現為防治艾滋病提供資金支持的承諾屬于“不負責任的行為”。 史蒂芬特使的演講被掌聲打斷了20多次。他好像昨天才從南部非洲回來：那里每天有600-800人死于艾滋。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說：“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艾滋病對非洲人口造成的影響只有當年的奴隸貿易可以相提并論。” “在非洲和另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們至今還在用單劑奈韋拉平(Nevirapine)給感染了HIV的婦女在懷孕期間使用，而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使用三聯阻斷藥物，從而使母嬰之間的傳染達到完全可能的趨零。”史蒂芬揚聲道，“我要問，我們居住的這個一條非洲或亞洲的新生命生來就比加拿大的同樣生命低賤許多的世界，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底下好多黑皮膚、黃皮膚、乃至白皮膚的人尖叫著站起來，長時間鼓掌。 母嬰傳播，是艾滋病的三種傳播途徑之一。在孕期艾滋病病毒可經胎盤感染胎兒；分娩過程中，胎兒經過母體產道時接觸母親的分泌物和血液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產后艾滋病毒也可能通過母乳喂養感染嬰兒。 在不干預的情況下，艾滋病母嬰傳播發生率達15%到50%。據統計，全球每年有240萬感染艾滋病毒的婦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大約80萬個新生兒感染，并使全球新生兒死亡率增加75%。 今天，母嬰傳播阻斷在西方國家已經不是問題。美國目前通常的做法是，孕婦在生產之前，沒有做過HIV陽性檢測的，統統做一遍，只要初檢陽性，在懷孕第28周后遵醫囑服藥；生產后24小時，再給孩子服藥。這種做法被證明相當有效：2004年全美只出現4例母嬰感染，感染率低于0.1%。“母嬰阻斷是人類目前在攻克艾滋病上最值得驕傲的一項成就。” 史蒂芬特使說。傳播是完全可控的，只要母親在懷孕后接受檢測；美國CDC正通過國會推動一項立法，規定孕婦必須受檢。 母嬰阻斷在中國已經起步。2005年6月，美國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何大一教授與武漢大學艾滋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桂希恩教授聯手，在湖北、河北、山西三省19個艾滋病高發區開展母嬰阻斷項目，第一階段表明，在159例孕婦產下的204名嬰兒中，母嬰傳播率由阻斷前的38.2%下降到5%以下。 2006年5月2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發布了第一例完整的母嬰阻斷案例。此時，孩子已經一歲半，通過病毒載量檢測，結果呈陰性。 8月16日，吳尊友博士向大會公布了中國2005年母嬰感染的比例：1.6%。中國已經發布了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的臨床方案，在條件比較好的地方，孕婦服藥的時間可以提前，如28周時就開始用藥，感染率可以降到1%，但長程吃藥比較麻煩；邊遠地區或緊急情況下，母親也可只在產前吃一次藥。 在每例阻斷治療中，母親和嬰兒所需的藥物成本加起來僅為4元錢。從2004年起，中國“四免一關懷”政策中就包括了免費提供母嬰阻斷藥物這一項。問題是，在邊遠或貧困的地方，誰來告訴這些婦女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呢？ “減少傷害”確實有效 彼得•皮奧特在報告時說，東歐和中亞正在變成艾滋病毒感染的“新前線”，這兩個地區人們正變得富裕起來，它們不僅是毒品的運輸國，也漸成毒品消費國。 “今天若繼續沒完沒了爭論在吸毒感染艾滋病人群中開展的清潔針具交換、美沙酮替代項目，已經令人生厭。”史蒂芬特使向上萬名代表朗聲宣布：“減少傷害確實有效！” 從2006年2月起，記者在四川某市的一群吸毒人群中做田野調查，其中很多人原先每天要花200-500元購買海洛因，參加美沙酮項目以后，每天費用降到10元，許多癮君子就是看中這一點才參加項目的，雖然感覺像“從吃肉到吃素”。其效果雖然并不像某些官員用排比句表達的那樣圓滿，但畢竟拉了一把那些想擺脫而無力的人；而那些忍不住服用美沙酮，同時偷偷注射的，已死于海洛因過量。 問題在于，對于大部分沒有醫保、沒有工作、除了違法犯罪就沒有收入的吸毒者來說，每天10元錢依然昂貴。一位參加美沙酮項目的33歲的男性，每天從母親那里取15元：10元美沙酮，2元公交車費，3元一包煙。母親退休工資1000元，負擔何其重。在香港，美沙酮的費用是每天1港元；在英國，是免費的。“富裕國家和地區的窮人，日子好過一點。” 史蒂芬特使說。 艾滋病出現至今的25年間，已經奪去2500萬條生命。會場內外到處懸掛“該行動了(Time To Deliver)”的本屆主題，反復播放的一部宣傳片勾勒出下一個25年的景象：一位非洲少女在自動售貨機前躊躇，她投下幾枚硬幣，跳過巧克力，跳過飲料，選擇了一個印有ARV字樣的小包裝；一位白人妻子在床邊，手握HIV快速檢測的試劑盒，看看熟睡的丈夫，起身眺望窗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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