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世紀周刊
2000年，當“艾滋病”還不是一個公眾詞語時，一個中英合作項目在四川及云南展開，今天，這個項目的影響力已經超脫了艾滋病本身。
-特約記者/徐會玲 發自北京、四川、云南
6年前的3月，龍永圖和英國駐華大使高德年代表兩國政府交換了一個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項目書，英國國際發展部為該項目提供近2000萬英磅的無償援助。當時的龍任職中國外經貿部副部長。
6年之后，伴隨著中國《艾滋病防治條例》的出臺和正式執行，這個國內艾滋病領域最大的政府雙邊項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China-U.K.HIV/AIDSPreventionandCareProject)即告結束。
“中英項目留下的是無價之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副主任沈潔說。無論從哪個方面說，它的影響力已經超脫了起初“遏止中國日益增長的艾滋病毒傳播，提高中國對艾滋病的有效應對能力”的目的。
為什么是艾滋病
1999年，英國國際發展部部長、內閣大臣克萊爾·肖特來到中國，那個時候雙方政府已經達成一個初步的援助意向，但是具體把錢放到整治水土流失還是防治艾滋病領域，并沒有最后決定。
克萊爾在中國呆的幾天里，去了一趟有“中國NGO首都”之稱的云南。
“她很平易近人，”云南戴托普藥物依賴治療康復中心主任楊茂彬現在回憶起來7年前的那天，仍舊很興奮，“她來我們這里參觀，旁邊的人都希望她可以快點結束回去和省長進行晚宴，但是她主動參加了我們的例會，還同我們的患者和工作人員聊天。”
云南戴托普是中國首家采用治療社區(TherapeuticCommunity，TC)模式來幫助吸毒人員的 NGO，他們的工作人員有很多是在那里戒毒成功的HIV感染者。
克萊爾最終促使英方政府選擇了艾滋病防治這個方向。盡管1998年5月國務院批準了《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0-2010)》，這個選擇在那個時候仍舊帶有一些偶然性。1999年時的中國，“艾滋病”還不是一個公眾詞語，河南的艾滋病消息在那一年首次被中國的媒體披露。
現在看來這個選擇對已經成為抗擊艾滋病前沿陣地的中國來說是幸運的。
6年過去的中國，根據衛生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共同發布的《二00五年中國艾滋病疫情與防治工作進展》顯示，已經感染艾滋病病毒人員約65萬人。根據2006年2月份衛生部公布的傳染病疫情，艾滋病發病的死亡數，已占據甲、乙類傳染病發病報告死亡數的第三位，超過了乙型肝炎致死的人數。
試點四川及云南
中國CDC的白色大樓里面多出來兩間辦公室，便是中英項目辦公室的所在地。云南和四川兩個艾滋病流行率較高的省被選擇成為了首批項目試點。兩個省都成立了由副省長擔任組長的領導小組，項目辦公室也分別設置在當地的CDC，“利用CDC的網絡，讓很多事情變得容易起來。”一位國際NGO在中國的負責人似乎有些羨慕。
“和河南的情況不一樣，我們云南的感染人群主要是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員，這里的經驗可能更具有推廣性。”云南玉溪紅塔區的一位副區長認為，“中英項目在云南探索的一些經驗，可能更具有價值。”
如今提起艾滋病，還是有很多人會第一個想起河南，其實河南不過是第一個被打開的“盒子”。最新的疫情評估顯示，現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經注射吸毒傳播的占44.3%，經性傳播的占43.6%，經采供血、血制品傳播的占10.7%(主要是1996年以前發生的感染)，尤為顯著的是，2005年新發生的大約7萬名病毒感染者中，經前兩種途徑感染的人數總共占到98.4％。
中英項目在最初設計方案的時候認識到，對于一個目前還沒有有效治療手段的疾病，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其傳播。按照國際經驗，多種社會和經濟因素使得中國已經開始面臨艾滋病從高危人群(主要是暗娼和靜脈吸毒者)向一般人群擴散的危險，比如中國目前日益龐大的流動人口和日益開放的生活觀念。
這也促使中英項目確定了項目的主要受益人是高危及脆弱人群。“在設計過程中放棄了安全血供的子項目，因為當艾滋病感染經其他途徑的傳播變得嚴重時，血供的問題就顯得相對次要了。”中英項目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說。
沖突和妥協
把高危人群作為項目受益人，意味著吸毒者和暗娼成為被關愛的對象。
王江(化名)是云南個舊的一位吸毒者，他現在每周都會到中英項目設立的針具交換點，拿自己用過的針具交換到全新的清潔針具。“如果到外面去買的話，都是一元錢一支。如果買10支的話，就是10元錢。本來買藥的錢就很成問題，再加上買針的費用負擔就更大了。在他們這兒換很安全，不會有艾滋病傳播。”
像王江這樣可以交換針具的吸毒者在云南和四川有很多。除此之外，還有一批人可以到項目的美沙酮試點門診接受免費的美沙酮替代治療。美沙酮替代療法是一種漸進的戒除方法，在吃藥的過程中，吸毒者是自由公開的，不用擔心被警方抓。
類似這種對高危人群的干預方法使項目進行時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有些行為在中國是違法的。最開始的時候，項目的很多方法，如針具交換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我記得特別早的時候，公安部對針具交換意見特別大。公安部專門管這塊的一個人和我在電臺上辯論，那時候針具交換剛提出來，當時打來電話的人大概30多個，支持和反對的人各占一半。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方式讓吸毒者下狠心戒毒，又要控制艾滋病毒傳播，就得沿用國外的辦法。”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軍告訴記者。
給吸毒者提供清潔針具，給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這不僅違背了中國的現行法律，也違背情理。然而，中英項目的“ 雙重性質”，既有政府背景走CDC路線，又是一個多部門合作的國際援助項目，這些方法還是在試點得以順利地推行。
四川樂山市公安局禁毒緝毒支隊一位副隊長說：“公安部門和衛生部門事先都已經協調過，對于針具交換，我們不支持也不反對，艾滋病形勢嚴峻，國際推行的我們也認為應該有效果，如果不是防病的需要，我們肯定是禁止的。禁毒法的草案里面，是自己先戒，實在戒不了再強制戒。美沙酮替代挺好，很多人迫切需要，但是審批起來很麻煩。”
2004年3月1日，云南省政府頒布了121號令，這個法令明確地推行潔凈針具發放、美沙酮替代和推廣使用安全套。121號令的招貼畫出現在了賓館的大堂里，也被貼在那些名聲不佳的發廊里。
這個當時看似急劇的轉變也顯示了中英項目在當地開展之后的影響結果，如今這些內容也被吸收到了國家《艾滋病防治條例》里面。盡管因為美沙酮治療試點開展時間不長，且國家政策對服用者資格有嚴格規定，尚沒有一位吸毒者通過該項目解脫毒癮，但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下，政府也已經認同，針具交換和發放安全套在控制艾滋病傳播方面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在中國，一個項目的運作和理念是很重要的。中英項目首先找政府合作，在行政上得到支持，中標的政府部門不管作用如何，要為此負責，具體執行的人找到相關部門就能得到支持。相比較其他一些國際NGO，比如英救會的一些項目，雖然在一些社區可以實施，但是沒有辦法大面積地推廣。”云南省項目經理段勇說。
公民社會的力量
“中英項目啟動之后，大約是2001年在北京舉辦了一個‘艾滋病防治的社會學研討會’，這應該是全國艾滋病防治中引入社會科學的重要轉折點，景軍、潘綏銘、翁乃群、李銀河、李等很多社會學、人類學及法學的專家都參加了。”中英項目在四川的項目技術官員張建新用“顛覆性”形容那次會議給他帶來的思維沖擊，“我們搞公共衛生的人，做了十幾年艾防工作，從沒有聽說過這些東西，盡管以前有人提過艾滋病的社會性，但那次會議之前是比較模糊的”。
按照項目設計，四川云南兩個省的項目辦公室分別有兩個負責人，一個是向英方匯報的項目技術官員，一個是中方聘請的項目經理。作為張建新的搭檔，從1999年項目開始設計時便加入進來的四川項目經理張靈麟語速很快，是一個典型的四川男人。“中英項目在設計之初就要求社會科學的參與，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涉及的問題可能不一樣，艾滋病更多地和人的行為相關，還有社會方面的因素。”他舉了一個例子：“項目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性健康需求的評估方法(SASH)，要了解一個大范圍內高危人群的狀況，要求在半年之內完成，依賴流行病學方面的方法要花一年多的時間，效率太低，后來我們請社會學家幫忙，他們用訪談、田野調查等方法收集到的資料，能夠幫助我們很快了解情況，很有效率。”
“因為我的身份，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MSM(男男性接觸者人群)，通過項目資助的一些NGO和他們見過幾面，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樣，過去認為他們病態，其實他們除了性取向之外和常人沒有其他不同。”四川省人大的一位官員說。在整個中英項目資助下，一些社會團體及NGO也參與到高危人群的干預之中，這其中不乏來自一些高危及脆弱人群的志愿者或由其自發組織的小團體。
張煜(化名)是“成都同志關愛小組”的負責人之一，這個與中英項目有著密切聯系的小組在成都的“同志”圈子里已經很有名，“對我們同性戀者，艾滋病是我們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們接觸中英項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倫理學培訓，然后就把學到的東西帶到小組來和大家分享。之后我又比較系統地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同伴教育、參與項目策劃等工作。”此外，他們還經常舉辦健康交友會、優秀同志電影觀摩討論、同志生活話題辯論，以及設立宣傳欄和熱線電話等。正是在這些活動的幫助下，四川MSM群體安全套的使用率由最初的3%上升到后來的30%。
“某種程度上說，這個項目為整個公共衛生體系提供了借鑒，”北京一位相關艾滋病防治的官員這樣評價，“中英項目吸收社會科學家的參與，還促使了非國家部門，如社會團體、NGO的加入，這同時也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社會，應該是一個除了政府和企業家以外，應該還要給一部分人以活動空間。”
國際推動和可持續發展
“中英項目找到了一條最適合中國國情的艾滋病干預模式。”中英項目辦常務副主任王若濤這樣總結這個即將結束的項目，“今年年底英方會繼續提供給中國1億英鎊，開始一個新的項目，這次會擴大到7個省。”
即將啟動的新項目聘請了一些專家為項目作策劃，景軍是其中之一。他說：“外國的錢相對好拿，但是不好花，它有一個包括監督、評估等一系列的流程，有一套比較嚴格的管理制度，以前很多項目的錢花出去了就花出去了，后續的能力也較差。”
自中英項目啟動之后的幾年內，艾滋病防治領域又吸引了很多國際援助，僅僅通過雙邊政府簽訂的就有中澳艾滋病亞洲區域合作項目、北京市中美合作防治艾滋病項目等，后者是2004年根據中美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中國開展艾滋病綜合防治項目，實施期為5年，美方將投入1500萬美元的資金。雙方商定的主要合作領域包括：預防艾滋病感染、改善艾滋病患者的治療、關懷環境以及加強監測能力等。
但是這些國際項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這么大的國家不能老靠國外。公共衛生更主要是政府增加力量。不能像麻風病一樣，國外支持一斷，很多工作都做不了。”中華預防醫學會副會長戴志澄表示。
中英項目的項目備忘錄“經濟和財經評估”部門也專門提到了這一點，“如果中國自己的艾滋病防治項目不能改善和擴大，本項目的效益將被削弱，財政支持的可持續性也面臨挑戰。”
“經濟和財經評估”的目的是得出一個效益成本比，效益即指該項目將扭轉未來艾滋病流行給中國所帶來的在經濟和財政預算方面的負面影響。但是王若濤認為，恰恰在這里存在一些缺陷，“我們搞過經濟學分析，得出的結論和經濟學家們得出的結論不大一樣。我們一直在爭論對于經濟的影響，我們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內搞經濟學的和真正搞經濟學的很不一樣。我們也缺乏真正搞經濟學的人。找經濟學的人得從頭來，但是很難介入。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請經濟學家參與，那就大不一樣了。”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