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器官移植市場出現混亂無序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缺失造成的。
馮建華
 |
| 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陳大志：中國器官移植行業一度非常混亂，走了很多彎路。張國俊 攝 |
對于中國器官移植市場，業內曾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形象比喻：急劇膨脹的中國器官移植市場，就像一條新建的高速公路，很多車突然涌了上來，可是卻長時間沒有紅綠燈，也沒有車道。
中國政府顯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3月16日，國家衛生部發布了一項名為《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下簡稱《暫行規定》）的行政法規。在該法規中，中國首次明確規定“人體器官不得買賣”，同時規定醫療機構臨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
這項自2006年7月1日起實施的行政法規，填補了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的立法空白，也使得該行業首次有了指明發展方向的“紅綠燈”。
“這項法規出臺不能說非常及時，但也到了不得不發布的時候了。如果再不發布，問題將變得不可收拾”。北京朝陽醫院、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陳大志博士對《北京周報》說。
“世界第二大市場”的尷尬處境
器官移植曾是人類長久的夢想，被譽為“21世紀醫學之巔”。這項技術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已有臨床嘗試，進入90年代后期，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發展迅速，目前已開展了國際上所有的臨床和實驗性器官移植類型。
中國衛生部的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大陸器官移植手術以每年超過1000例的速度增加。1993年到2002年的10年間，中國大陸腎移植的總增長率為322%，美國為141%；年均增長率達到14%，美國為4%。如今，中國全年的器官移植手術已近萬例，在臨床數量上的排名，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
這種增長速度可從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的業務增長量得到充分體現。據陳大志介紹，該中心1999年9月做了第一例肝移植手術，在之后的7年時間里，從10例、30例，一直增到如今每年100例左右。
陳大志告訴本刊記者，患者在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做一例肝移植手術，需要花費25-30萬元人民幣，而同樣的手術，在美國需要25-30萬美元，兩者相差近10倍，就是與韓國相比，中國目前的手術價格也低6倍左右。正常情況下，在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做肝移植手術，時間短的只要等一、二周就能聯系到供體器官，時間長的也只需要一至兩個月。
“每個醫院都有自己的器官供體網絡，我們做的時間較長，拿到器官自然相對容易些。” 陳大志解釋說。
但是，器官來源充足的醫院在中國只是極少數，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器官供需矛盾非常緊張。
據了解，目前中國每年有近3000位患者接受肝移植，而需求者是30多萬人；中國每年新增約12萬尿毒癥患者，其中有97%的病人只能在等待器官源的過程中死去；在全國500萬盲人中，因供體缺乏，每年只有不到1200名病人能接受角膜移植。
然而，在供體非常緊缺的情況下，中國的器官來源渠道卻非常狹窄單一。2006年4月，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是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愿捐贈。出于救死扶傷的目的，對于一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死刑的犯人，他們自愿并簽名或者其家屬同意，并征得有關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嚴格審查批準的情況下，才可能利用這些犯人的器官。毛群安表示，從實際情況看，死刑罪犯的器官利用是極個別的。
近年來，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利他主義”行為，鼓勵活體和死后捐獻器官。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表示死后捐獻愿望的人較多，而真正實施捐獻者則寥寥無幾。與此相對照，美國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是來源于死后捐贈。
對于這種差別，陳大志分析認為，這主要是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大多中國人認為身體受之于父母，死也要“完整入土”，而尊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則追求“靈魂上天堂”，認為肉體只是靈魂的外殼。
“死后捐獻遺體是件好事，但做起來很難。”北京市女出租車司機李玉靜不假思索地說。問其原因，她想了一會笑著說，“如果捐獻了我就死無全尸了，這樣多不好啊！”。在她看來，捐獻遺體只是最近幾年才聽說，可能過幾年情況會好些，因為社會進步了，人的觀念也會隨之進步。在本刊記者所作的一項小規模的隨機調查中，李玉靜的觀點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可是，與傳統觀念約束相比，還有更為尷尬的事情。這就是想志愿捐贈器官的人在中國卻常常找不到正規合法渠道。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時間沒有出臺有關器官移植的專門法律。
“我常常接到一些志愿捐獻者的電話，可是醫院不敢要啊，要是一旦在操作細節上出了問題，那麻煩可就大了。” 陳大志說。
其實，陳大志的擔心在現實中已經被證實。例如，北京某醫療機構曾開展了一例親屬間的器官移植手術，盡管各方在手術前都簽了手術同意書，但術后器官捐獻者身體出現了異樣，便向醫院討說法。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責任限定，醫院從此陷入了漫長的醫療糾紛，其結果很可能導致器官供體、受體和醫院各方的權益都無法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
此外，正是由于供體來源的混雜，也直接導致中國器官移植行業一直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從技術設備來說，中國器官移植行業基本達到了國際水平。”陳大志明確表示。作為這個行業內的一員，陳大志對于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目前面臨的尷尬處境，只是抱以一絲表情復雜的微笑，并沒有作過多的評論。
“遍地開花”結下苦果
 |
| 進入90年代后期，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發展迅速，目前已開展了國際上所有的臨床和實驗性器官移植類型。解放軍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為患者做眼角膜移植手術。 張國俊 攝 |
在很長時間里，中國醫院從事器官移植可以不需要衛生行政部門審批，也不需要在專業協會備案，以至于很多不具備條件的醫院，也競相開展器官移植手術業務，這種現狀被業界稱為“遍地開花”。
“中國器官移植行業一度非常混亂，期間走了很多彎路。” 陳大志說。
據不完全統計，從全國范圍來看，中國可以開展腎移植的醫院達到368家，肝移植的有200多家。而在醫學技術最發達的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有資格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
據陳大志了解，目前北京至少有30多家醫院開展過肝移植手術，但實際上，有五、六家醫院就足夠了。
“很多醫院條件根本不具備，技術人員全都是從別的醫院臨時請過來的。” 陳大志認為，如果按照衛生部此次規定的市場準入條件，北京市目前從事肝移植手術的醫院 “至少有一大半不合格。”
中國為什么有這么多醫院熱衷于器官移植？一個廣為認可的理由是，很多醫院認為能否開展器官移植手術，是判斷一家醫院綜合實力的關鍵指標。而且，國家衛生部也曾規定，一家醫院要評上“三級甲等”（行業資質認定），必須能施行器官移植手術。盡管這一規定已被廢除多年，可仍然好似一種無形的力量，驅使很多醫院爭相“上馬”器官移植業務。
陳大志分析認為，一些中小醫院開設器官移植業務，主要是為了顯示綜合實力，經濟利益考慮的相對較少。而一些大醫院爭相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則兩個目的都有，除了顯示綜合實力，更主要的是為了增加創收。
器官移植“遍地開花”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這不僅包括人力，財力，還包括極其珍貴的器官供體。
散亂的狀況也造成手術質量難以保證，一旦得不到很好的術后管理，患者很容易出現并發癥甚至死亡。事實上，由此產生的醫療糾紛和事故已在中國出現不少。
此外，中國目前沒有構建一個完整的全國供體網絡，在這種情況下，各醫院對器官供體便展開了激烈的無序競爭，于是,“器官黑市”便在中國一些地方出現，一度還呈現擴散的態勢。
由于器官“黑市”的出現，醫院取得器官供體的費用隨之迅速提高，進而導致器官移植手術費用也“水漲船高”。
而且，由于供體市場非常緊缺，又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制約，這也導致有人利用各種關系,“插隊”來獲取供體器官，而那些急需移植的患者卻只好等待，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教授、知名倫理學家王延光認為，在器官供體非常緊缺的情況下，按什么標準來確定哪些人應該最先接受器官移植，是一個至今仍存在很大爭議的倫理學難題，例如，有的專家認為應該按年齡大小，有的認為按排隊先后，有的認為按病情輕重，有的認為按社會貢獻大小，等等。
“我認為這（“插隊”獲取供體器官--編者注）關系到一個社會的道德風尚，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作為國家衛生部醫學倫理學專家委員會委員，王延光對《北京周報》呼吁說。
“立法已到了非做不可的時候”
中國一些專家很早就在為器官移植立法奔走呼吁。
1996年，108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進行捐獻遺體器官立法的建議。此后，有關器官移植的立法建議幾乎在每年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都會提出。
2000年4月，在社會的大力呼吁下，國家衛生部正式啟動了研究制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有關工作，并對立法中的相關政策與技術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
在全國立法一時難以出臺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法規率先得以出臺。2003年，毗鄰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出臺了中國首部有關人體器官捐獻移植的地方法規。隨后，四川省、湖南省等地也相繼出臺了有關器官移植的地方法規。但是地方法規的出臺，不能從整體上遏止器官移植行業的混亂無序。
“全國立法已到了非做不可的時候。” 作為一位知名器官移植專家，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直言不諱地表示。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動下，全國行政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經幾易其稿，反復斟酌，《暫行規定》才得以最終出臺。
在王延光教授看來，這部行政法規有兩個地方給她印象最為深刻。其一，這部行政法規詳細規定了器官移植的市場準入條件，并明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界限。例如，該法規定，原則上只有三級甲等醫院，并符合具有在職執業醫師等一些特殊條件，才能申請開展器官移植相應診療業務；每個開展器官移植的醫療機構，必須成立一個特殊機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器官移植前，醫療結構必須將人體器官移植病例提交該委員會進行充分討論，并說明人體器官來源合法性及配型情況，經同意后方可為患者實施人體器官移植。
衛生部主管全國人體器官移植工作，負責組織相關專家擬訂全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規范，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對本行政區域開展人體器官移植的醫療機構進行合理布局，嚴格控制數量，嚴格技術準入。
該行政法規還明確要求：即使是死刑犯人，也需死刑犯人或其家屬的同意書。
醫療機構還需告知捐贈者及其家屬摘取器官手術風險、術后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及預防措施等。
“設立一個專門的倫理委員會，是以前絕大多數醫院所沒有過的，這說明中國政府把器官移植納入了倫理規范之內，這是一種認識進步提高的表現。”王延光教授說。
陳大志認為，此次行政法規明確監管機構和制定市場準入標準，只是規范器官移植行業一個“最基本的措施”。但他對該行政法規能否起到真正的規范作用還心存疑慮。
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副主任委員、器官移植問題專家陳忠華也認為，這一行政規定雖然填補了中國器官移植行業立法的空缺，但是離法制化還有很大的距離。
來源：北京周報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