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于此事，兩個相關政府部門：衛生疾控部門和公安治安部門，都相互對對方的工作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但兩者的分歧同樣也是明顯的。這種分歧再次昭示了，當前在艾滋防疫與“掃黃”上的一種治理矛盾和困境：如果要深入開展艾滋防疫方面的教育宣傳、遏制艾滋病通過性途徑的傳播蔓延，必然不同程度地觸及“打擊賣淫嫖娼”的治安秩序；而如果我們對賣淫嫖娼行為只知一味地簡單打擊，在這種現象無法根本禁絕的情況下，必然又不利于艾滋防疫控制的深入開展，給這種傳染疾病的流行蔓延留下極大的隱患。
具體到哈爾濱的“‘小姐’培訓班”，這種矛盾和困境的體現，正如當地法律人士指出的：“衛生部門在關懷CSW時掌握的情況是否要向公安部門舉報？一旦舉報了，干預工作還怎么做？公安機關得知容留、組織色情服務的娛樂場所老板帶著‘小姐’來上課，是否應該出手打擊？打擊了，衛生部門的干預怎么做？”
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現實環境下，應該取其大者———即在不根本違背“打擊賣淫嫖娼”的治安秩序的前提下，優先保證艾滋防疫的需要。因為畢竟從更高的社會秩序、利益角度來看，健康防疫、疾病控制才是更為根本也更為緊迫的需求，事關社會發展的全局。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數超過65萬，并以每年40%的速度蔓延、遞增，呈現出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趨勢，性接觸感染所占比例明顯上升，成為日益重要的艾滋病傳播途徑。為此，衛生部曾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達到1000萬人”。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否認，打擊賣淫嫖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想強調的是當單純的“打擊”需要與健康防疫需要產生矛盾時，前者應該盡可能地服務服從于后者這個大局，這正如傳染病防治法所要求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完善有關制度，方便單位和個人參與防治傳染病的宣傳教育”。具體來說，也就是，對于衛生疾控部門組織的防艾干預工作，公安部門應當遵從這樣的治理理性———不以打擊賣淫嫖娼為由加以妨礙，比如至少不能將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受防艾教育培訓作為“掃黃”的執法證據。
事實上，從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初衷上看，“賣淫嫖娼”行為之所以被禁止，維護“公共安全”原本就是其根本目的，如該法第一條指出的：“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制定本法”。這表明，如果我們承認健康防疫、控制疾病流行也是一種“公共安全”，而且是比局部、眼前的“賣淫嫖娼”更為重要的公共安全的話，那么，防艾與掃黃，站在更高的社會公共治理理性角度，其實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兩難”，以至于完全不可“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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