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贈
中國首位職業勸捐員——3年勸96人捐出眼角膜
文圖 本報記者何濤
11月4日，當陳淑瑩出現在蓮塘醫院4樓的時候，47歲的鄧到君頓時哭得脹紅了眼，她擔心只要陳淑瑩一來，她的兒子將得不到全尸。“她要拿走我兒子的眼睛，你要知道我是從這么小把兒子養大的。”
今年28歲的陳淑瑩是我國第一位職業勸捐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勸人死后捐獻眼角膜。她要聽著別人痛哭，看著別人流淚，甚至還要忍受別人的怒罵。作為我國人體器官捐獻最前沿的一名工作者，她走著一條異常艱難的路。
從2003年至今，她成功勸捐96例，幫助212人尋找到了光明。令她最感困惑的是有效勸捐的線索非常難找。據統計，我國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高達200萬，全國各大醫院每年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術只有2000~2500例。
近日，深圳成立了首支器官捐獻志愿者服務隊，陳淑瑩當了這支志愿服務隊的隊長。這讓她更充滿了希望。
安，作為一個母親，她不知道該用怎樣的心情去面對一位即將到來的人：陳淑瑩。因為她心里明白，只要陳淑瑩一到，就意味著她兒子夏超明在這個世界上活不了多久了。更讓她心如刀絞的是，陳淑瑩是來勸她把兒子的眼角膜捐獻出來的，“兒子死了還不能留個全尸”。
本來鄧到君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見陳淑瑩的，但是頭一天晚上，丈夫夏躍燕給她做了足足5個小時的思想工作，商量把兒子的眼角膜捐獻出去。作為妻子，她實在拗不過丈夫，只好哭著勉強順從了丈夫的意思。但還沒有等到陳淑瑩來，鄧到君就支撐不下去了，醫院里的護士連忙給她掛了一支點滴。
捐贈角膜為回報社會
夏躍燕一直有一個心結，他想把兒子夏超明的眼角膜捐獻出去。夏超明是一名外來工，今年6月6日，突然覺得雙腳無力的他，到醫院檢查后發現竟是惡性腦瘤。正當老夏愁著兒子醫藥費的時候，夏超明所在工廠的工人們自發捐款，湊了14000多元，解了老夏的一時之急。后來，社會上的好心人也給他捐了些錢，正是這些錢延續著夏超明的治療。目前由于癌細胞擴散，夏超明的下肢已經全部癱瘓，“任何治療都沒有用了。”老夏說。
兒子的生命是無法保全了，“我想來想去，怎么回報幫助過我們的人？我想到兒子死了，他的器官可以捐出來，可以幫到別人，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安慰。” 老夏將他的這一想法告訴了醫生，并且和陳淑瑩取得了聯系。
雖然遭到親人們的反對，但老夏還是堅持做了，“除了做老婆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我弟弟、妹妹的工作，如果他們以后說出去，會在村里將我的名譽臭得不成樣子的。”
一人捐獻可救五個人
下午5時，陳淑瑩準時出現在老夏夫婦面前。哭得脹紅了眼的鄧到君靠在丈夫身后，有些害怕地聽著丈夫和陳淑瑩談話。
“有人走了什么也沒有留下來，他卻把光明留下來，你可以在別人的眼中看到他的光明。夏超明有你們這樣的父母，他會感到很驕傲，你們很了不起。”陳淑瑩說。
“不是我們了不起，是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了不起，那些人感化了我。”夏躍燕說。
“捐獻成功后我會給你一份證書，后事我們也會盡我們所能提供幫助的。”陳淑瑩說。
“證書我不需要，也不需要報酬，有報酬的話就意味著我要賣兒子。兒子病了，我卻連醫藥費都付不起，還要別人來幫助，我感覺特別內疚，這樣做了了我的心愿。”老夏說。
“捐贈的事先不要跟孩子講，讓他能安心地走。”陳淑瑩說。
“沒有跟他講，這個太殘酷了，我們想讓他帶著生存的希望走。”老夏說。
“阿姨也不要太難過，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讓夏超明走得安心一點，千萬要保重自己的身體。我代表患者感謝你們，是你們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陳淑瑩說。
下午6時，老夏填寫了一份《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志愿書》，同意捐獻兒子的眼角膜和其他一些人體器官。如果這次捐獻全部成功的話，夏超明1個人就可以救5個人。
公公婆婆不知她具體工作
晚上8時，陳淑瑩離開醫院，開著車回家。每一次離開勸捐現場，她都努力調整著自己的心態，讓心情從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勸捐中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在三年半前，當陳淑瑩決定踏上勸捐崗位的時候，她沒有考慮到這份工作居然要承受這么多。
陳淑瑩是廣東梅州人，1996年，從廣州護校畢業后，成為深圳市眼科醫院的護士。2003年5月，陳淑瑩得知深圳眼庫要招一名專職的勸捐員，當時報名的時間期限只有一個星期，一直拖到星期五她才報了名。
一個沒結婚的女孩子想當專職勸捐員，陳淑瑩的這個決定讓許多人都驚訝不已。
男友反對她，父母也不同意，“媽媽說我一個女孩子還沒結婚去干這個，就算男友不嫌棄，以后公公婆婆也會嫌棄。”一位同事也特意提醒她，“不要以為這份工作很好做”。
陳淑瑩并不在乎這些，“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大家認為難做的，我偏要去試一下。”
除了男友外，為了避免一些麻煩，她的公公婆婆至今都不知道陳淑瑩的具體工作。
前半年幾乎每天都要哭
前半年是最困難的階段。她沒有經驗，也沒人告訴她該怎么干。“我幾乎每天都要哭，心理壓力特別大。”
第一次勸捐的經歷陳淑瑩至今還記得，當時她不僅挨了罵，還差點被人打。2003年7月，陳淑瑩聽說發生一起車禍后，就趕到了醫院。遭遇不幸的是一位20歲的男孩，醫生已經診斷為腦死亡。陳淑瑩小心翼翼地向男孩的母親出示證件，說出了勸捐的想法。悲痛中的母親一下子撲向陳淑瑩，撕扯著她的衣服吼著：“你是什么人？你為什么要咒我兒子死？” 男孩的其他親屬也沖著她大罵，要不是護士們勸阻，一位家屬都要將她丟出去了。
“我當時感覺挺委屈的，憑什么受這種氣呀？”陳淑瑩說。但是她并沒有放棄，她又回到了病房一連幾天做家屬的思想工作，沒想到男孩的家人后來居然同意了。
“后來想想，我當時的做法確實有問題。直接跑到病房里跟別人說，反正他要死了，能不能把眼角膜捐獻出來。這肯定讓病人家屬接受不了。”陳淑瑩說。
整整一年勸捐還要抬尸體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經歷，陳淑瑩更加努力了，每天都不停尋找哪里有死人的消息。“我常常盯著報紙上的車禍報道，只要哪里一發生車禍，我就跑過去。有時我們到了醫院，家屬都沒來。眼角膜必須要死亡6小時以內捐獻才行，等家屬找到了，往往過了時間。當時做得特別累，而且也沒有什么效果。”
而更多是時候，她面對的是難以訴說的委屈。一次經歷讓她至今難以釋懷，一位病人家屬憤怒地對她說，“你那么有愛心，怎么不去勸你的爸媽？你拿去要賣多少錢？”
令陳淑瑩沒有想到的是，她的這份勸捐工作居然還包括了幫尸體穿衣服，抬尸體去殯儀館。“當時幾層樓高的樓上，都是我們把尸體抬下來，家屬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售后服務。”直到2004年下半年，殯儀館有了新規定，陳淑瑩的工作中才少了抬尸這一項。
有一段時間，陳淑瑩感覺做不下去了，“每天我看到的都是人生最灰暗的一面。我當時都快瘋了。”這時陳淑瑩想到了一個調節心理的方法，找賣保險的人聊天。“賣保險的和我們都是要做人的工作，后來我想通了，做這一行要把挨罵當作一種享受，這樣慢慢走出來了。”
2005年開始，陳淑瑩不再盲目地跟著車禍的消息跑了。她開始注重從醫生那里得到消息，“這樣比較有效，可以提前介入。”但是，這樣有效的消息來源很少。一般都是比較熟悉的醫生私下里告訴她危重病人的情況。 現在由于醫患關系較為緊張，一般醫生都不會主動提供患者信息給深圳眼庫。“醫生們怕擔風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位醫生說。
勸捐工作也遇到質疑
只要有一例可能勸捐的人，陳淑瑩總是盡全力去做。去年在休產假期間，只要“報料”來了，陳淑瑩仍然挺著大肚子往醫院跑。快臨產了，她還到醫院跑了一趟勸捐。
回到家里，陳淑瑩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孩子。每當這個時候，母親都會提醒她要先洗一下手。平時的工作壓力特別大，一到休息，陳淑瑩就想著完全放松自己，“我在家時很懶的，幾乎什么都不做，星期六就是睡覺。”
隨著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陳淑瑩。“越出名，我的工作反而越難做了。一些病人的家屬看到了，他們會說原來我對他們這么好，也是有目的的。”而由醫院設立的專職崗位來做勸捐，也遇到一些質疑的聲音，甚至有人認為這是醫院的謀利行為。
深圳市眼科醫院的姚曉明博士說，“盡管勸捐員的崗位設在醫院內，但陳淑瑩其實是在為深圳市紅十字會工作，勸捐來的眼角膜也不是全部由深圳眼科醫院來做手術，還有一些是捐給外地急需的病人。醫院只收取眼角膜的保存費用和手術費用，眼角膜本身并不收取任何費用。醫院做一例眼角膜移植手術的費用約6000元，相當于其他地方的一半左右。加上醫院的一些費用支出，往往做一例手術還是虧的。”
200萬病人等待角膜移植
3年半來，陳淑瑩一共成功勸捐了96例，讓212人獲得了光明。陳淑瑩說，“原則上一只眼角膜救一只眼睛的，但眼角膜太缺了，雙目失明的人只能先做一只眼的移植，以幫助到更多人。還有一些眼角膜的邊緣部分也可以醫好一些人。” 為了這212人的光明，陳淑瑩不知勸捐了多少次，“一般我勸說10次，成功的只有一兩次。”
目前，我國已經有北京、上海、廣州等10多個城市設立了眼庫，并且有能力進行眼角膜移植手術，但一個普遍性難題是可供移植的眼角膜嚴重短缺。據統計，目前我國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有200萬，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和兒童。目前，全國各大醫院每年總共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術只有2500例左右，大多數的人只能在黑暗中等待著。
按照法律規定。眼角膜捐獻完全是自愿無償的行為，有時候病人家屬提出的要求往往讓陳淑瑩為難。有一次，一個女孩的媽媽得了心臟病，當時陳淑瑩前去勸捐。女孩子告訴她，要給媽媽辦身后事，要5萬元錢。“這種情況肯定是滿足不了的，如果實在是要錢，我們也只有放棄。”但有的家屬連買骨灰盒的錢都拿不出來，“我們也會幫著聯系一些捐贈。”一次陳淑瑩自己就掏了1500元。
今年10月，深圳成立首支器官捐獻志愿者服務隊，陳淑瑩是隊長。服務隊是自愿成立的，隊員有企業老板、白領等，主要做宣傳活動，有時候也會幫著陳淑瑩去勸捐。“大家關注到這個事業，感覺很欣慰。”陳淑瑩說。
轉自：大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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