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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本報記者 王長春 肖春道 見習記者 呂蘊嵐 張偉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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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雷（化名）的臉色很蒼白，坐在潔白的病床上，淡淡微笑。
床頭柜上有一株萬年青，插在礦泉水瓶子里，午后的陽光灑在上面，讓病房多了一份生氣。兩個月前，小雷被送進福州某醫院時，幾乎只剩下一口氣。昨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她看上去精神不錯，嘴唇已有血色，笑起來露出潔白的牙齒。然而，就是眼前這樣一個令人心疼的脆弱女孩，命運之神卻三番五次地捉弄她，讓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苦日子的盼頭
小雷是畬族人，老家在寧德的大山深處，全家只有一畝農田。父親常年在外做水泥工，剛夠一家五口填飽肚子。小時候，小雷成績很好，但是14歲那年，父親說什么也不讓她讀書了，“你知道嗎？當時我就差40元錢，上不了初中！”
小雷三姐弟之間都相差3歲，大弟弟從小和小雷最親。小雷的輟學就是為了能讓兩個弟弟繼續上學。輟學后，小雷先跑到鎮上的小飯館里當洗碗工，每個月掙140元錢；后來又給人家當保姆，然后再南下廣東打工。
不幸的故事是從2001年開始的，那一年，19歲的小雷來到廣州的一個服裝批發工廠打工，一個月能賺1200元，往家里寄1000元給兩個弟弟念書，剩下的錢僅夠她吃飯。在兩年的打工生涯里，青春活潑的小雷認識了王飛（化名），兩人很快墜入了愛河，而且很自然就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同居了。王飛答應她，到2007年小雷弟弟大學畢業工作后，兩人就結婚。
“我和媽媽說，到2007年，我們家會過得很幸福。”小雷說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這一天的到來。
晴天霹靂
2004年，王飛忽然住院，他告訴小雷，自己得上了肺結核。為了避免傳染，不許小雷去看他，只是每天在吃飯時間打電話和小雷聯系。這樣的日子很快過去了一年。2005年中秋，小雷終于按捺不住思念，煲了一鍋豬肺枸杞湯送去。
在隔離病房外，看到瘦得不成樣子的男友，小雷心疼得落淚。通過電話，王飛告訴她：“醫生說快好了，明年出院就和你結婚！”小雷直點頭。她照舊拼命干活，供兩個弟弟讀書，對男友思念不已。
今年年初，王飛的電話少了，最后一次通話說自己在動手術。直到5月的一天，王飛的表弟打電話說：“雷姐，我哥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了。”因為大家都很熟悉，小雷還以為他在開玩笑，打趣說：“王飛出國啊？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多遠？反正明年要回來和我結婚。”表弟沉默了，又說，表哥再也不會回來了，他去了。
當時，小雷才下班，一個晴天霹靂讓她天旋地轉，怎么回到住處也記不得了。表弟離開時還告訴小雷一個更嚇人的消息：王飛真正的死因是艾滋病，臨走前還一直愧疚對不起小雷。表弟提醒小雷快去做個檢查。
接下來的事情，讓小雷感覺天要塌了———檢查后發現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回老家住進醫院后，小雷每天晚上都在做噩夢，清晨醒來，枕頭都濕成一片。
在病床上，小雷含淚告訴記者，等自己出院了，很希望能去廣州一趟，給王飛燒紙錢。“不要笑我，我挺迷信的。我一點都不恨他，我很想他。現在他怎么染病的我也不知道，但是這兩年他一定很痛苦，我很想他。”
生活的希望
小雷南下廣東后，功夫不負有心人，大弟弟終于進了大學，小弟弟也上了福州的一所中專。
“兩個弟弟都很爭氣，我們家在那里最窮，孩子卻最有出息！弟弟在學校成績都很好，我一直說，多花一點錢吃點好東西，男孩子身體要棒，他們都不肯。”說到弟弟，小雷又是滿臉淚水。
如今，姐弟三人的合影就壓在小雷的枕頭下面，上面斑斑點點，都是淚痕。父親是個很偏激的人，窮了一輩子，也苦了一輩子，突然間女兒患上了這種病，竟然垮了。小雷住院2個多月，父親一次也沒來探望過。最后，還是媽媽拖著嚴重風濕的身體，日夜照顧著女兒。小雷一臉的凄涼：“我跟我爸說，我好早就想死了，剩著一口氣，就是放心不下弟弟和媽媽。”
大弟弟也是最早知道姐姐病情的人，“他沒有嫌棄我，讓我到福州看病！”小雷念叨著。她曾經一度絕望，問弟弟：“姐要死了怎么辦？”弟弟一字一句地告訴她：“下輩子，我還當你弟弟！”
就為了這句話，小雷從絕望中走了出來。但是，弟弟回校后立即向班主任提出輟學，要把7000塊學費騰出來，給姐姐治病。于是，學校來電話詢問，知道消息后，小雷生氣了，第一次沖著弟弟吼：“你要是不讀書了，我馬上把管子拔掉！”最后，弟弟妥協了，在學校的幫助下，申請了助學貸款，才算把學業繼續下去。
20年后的約定
小雷的主治醫師告訴記者，小雷僅僅用2個月的時間就恢復到了別人3年才能恢復的水平。“送進來的時候，她的肺已經沒有聲音了，但是她很堅強，再苦再痛都很配合治療，你看現在氣色也不錯，病情算是控制住了，隨時可以出院。”可醫生表示，就算出院了，小雷也要終身服用專門的抗病毒藥，避免去人群密集處。那些專門的藥是國家免費提供的，但是其他相關的藥就要自費了，這個對他們家來說，是一個實在無法承受的負擔。
小雷現在最怕的就是熟人的眼光，“在很多人眼里，染上這種病，肯定是自己生活不檢點。”小雷說，即使在住院，偶爾也會有幾個保潔員和其他病房的人，在打聽自己的過去，“我很想告訴他們，我是個好女孩！”
小雷說，自從得了艾滋病，她就把自己隔離起來了。“我覺得自己是多余的了，但我又不甘心。我心里好苦，可我說不出來，不知道怎么說，不知道跟誰說！”
“以前，我只是聽說過艾滋病，從來沒想到會落在自己身上。這種病是好不了了，我得一輩子忍受著。我還想結婚，我還想生孩子，可是現在，全都辦不到了。”
小雷的主治醫師也坦承，盡管目前對艾滋病人的看法，從整體來看，越來越寬容、越來越理解。但是，作為一種高危傳染病，“談艾色變”仍然是社會的主流。從醫學上講，目前可以用藥物來控制艾滋病的發展，但是艾滋病人的康復需要更多的來自社會和親人的關愛。恰恰在這一點上，小雷這樣的病人顯得格外可憐。
小雷一再堅持記者在文章中使用她的真姓，“我不喜歡，自己是故事的主人公，卻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結束采訪時，記者跟她約定，好好活下去，20年后，再給她寫一篇《20年，艾滋病女孩快樂走來》。“好啊、好啊！”小雷又習慣性地捋了捋額前的劉海，“那時再給我拍張照，你會看到一個真正少數民族打扮的我。”說這話時，小雷笑得很開心。
盡管病情已經穩定，但以后的日子小雷說她不敢去想。的確，面對如此脆弱的家庭，一個艾滋病人要堅持她的脆弱人生，不是一般人能夠面對！
轉自：海峽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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