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樹林負責人
我知道我的證言將代表所有感染者的聲音，雖然，這是一次模擬聽證會。但是，現實又一次讓我感到沉重。
一個普通的結核病人，因為在手術前發現HIV抗體陽性而被拒絕治療；一個外地產婦，因為生產時輸血感染，在檢查出HIV抗體陽性后，遭到家庭的拋棄，至今留在北京無法回家；一個大學教授，因為在醫院拔牙時感染HIV，至今無法繼續他的工作；一個普通的白領，因為在單位體檢時查出HIV抗體陽性，只有失業；一個5歲的小孩，因為生產被感染HIV，遭到學校的拒絕，不能繼續學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而且不斷在發生，很多就發生在我們北京。
在北京，
那么什么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呢？
最新的數字表明，在我國至少有100萬感染者。
而100萬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在去年公布的數字還是60萬的時候，去年第一屆艾滋病大會的時候還是60萬，我在這次會上說，全國感染人數60萬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全國960萬平方公里陸地，也就是平均16平方公里就會有一個感染者，除去那些沙漠、高山、沼澤、耕地等非居住區的面積，我們每走500米左右就會有一個感染者。
而在這100萬人中，有近97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已經發現的不足5％。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里，在做什么。試想，誰能將這些人找出來？又怎能把100萬人排斥在社會之外？不說道德，不說法律，也不說這么做的可能性，假如你的親人甚至你自己是其中的一個，你還會這樣想嗎？
艾滋病的傳播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的階段，從特殊人群向正常人群轉移，一旦這個轉移形成傳播的主要部分，那么后果不堪設想。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態度，或者是社會對這個群體的態度，已經沒有了他們和我們的區別，不要站在所謂的“我們”里面，聽上去和艾滋病感染者有分別并且有安全感。
每個人都和社會上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關系，社會就是靠這些關系連接，沒有哪個人群和地區是真正安全的，就象骨牌一樣，自己也許沒有問題，但是很有可能會被身邊的人甚至陌生人所砸到。不要說艾滋病和我很沒有關系，距離我還遙遠，只要我們還在這個社會上生活，就應當知道，誰也不可能真正擺脫感染艾滋病的危險。如何對待艾滋病感染者就是如何對待我們自己，就是社會在選擇如何對待自身的發展。
而事實上，社會上多數人由于無知，或者是由于恐懼，采取排斥甚至歧視的態度來對待艾滋病感染者。
那么，歧視到底產生了什么后果？誰是最大的受害者？答案恰恰是大多數人，是我們自己！歧視使感染者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為了避免歧視而隱蔽的生活。這樣，歧視就不會影響到他，沒有人臉上寫著自己是感染者，也沒有人僅僅能從外表判斷這個人是否感染。他們在繼續他們的生活。
可是我們自己卻離安全越來越遠，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而不自知。以為不吸毒、不嫖娼不是同性戀就可以遠離艾滋病。社會的預防工作由此無從談起，傳播的速度會越來越快，形式也越來越嚴重。
可是，我們時常聽說某地出臺排斥感染者的法律。這些法律正在誤導和左右著社會的多數人，說的更嚴重些，正在威脅著社會大多數人！
沒有什么樣的人群是社會的少數人，我們從來都生活在一個不可切分的整體之中。現在，艾滋病感染者是100萬，相對于我國人口來說，確實是少數人，但是，正是各種各樣的少數人組成了我們整個的社會。
我們的建議和主張：頒布一部《艾滋病防治法》，這部法律應該以最大限度推動艾滋病預防和防治工作以及保護感染者的權利為原則進行編寫。所有與此相抵觸的法律和規定都應以此為準。
材料來源：紅絲帶和守望家園（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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