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艾滋病人隔離與禁娼
大學生
艾滋病人應當被隔離。這種舉措的意義不只在于它的直接效果，更在于它間接上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心理影響。隔離絕非簡單的強制行為，更是政府對每個健康公民的一種承諾，即：盡最大努力給他們提供個人安全上的保障，使日常生活中的危險性降到最低點。就像將罪犯關押起來一樣，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犯罪人員的懲罰，更在于給普通公民提供安全感。盡管犯罪不可能被根除，但公民的心理會存在一個安全的屏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隔離實質上是一個政府的表態，是一個的象征。作為一種傳染并且致死的疾病，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感并不是一些簡單的科學知識就能克服的。雖然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無非靜脈注射、性關系和母嬰傳染三種，但在其他形式的接觸中，心理障礙并不會消失。號稱艾滋病大使的那些人和患者親密交談親密接觸，但這只是報紙上的表演而已，實際上他們就是演員。試想如果艾滋病人和正常人混居雜處是合法的，那么健康個人心理上的反應會是如何呢？其結果只能是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危機重重的環境中，他不僅不敢采用血制品、不敢性交（害怕交叉傳染）、不敢生育（關心下一代），更可能不敢和人握手、擁抱甚至擦肩而過，因為他會認為某些居心不良的艾滋病患者正準備加害于他。他會懷疑遇到的每一個人、會對每一個人存有防范之心。在扎針的謠言流傳最盛時，天津不就是萬人空巷么？結果是，艾滋病人沒有被隔離，而每個人都將自己與整個社會隔離了。而且以艾滋病的傳播速度，如果不采用果斷而有效的隔離，真有可能泛濫成災。試想中國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人是病毒攜帶者，那么它在世界上會處于何種尷尬地位呢？每個中國人都被懷疑為傳染源，這將是與世界交往的重大障礙。加繆的《鼠疫》描述了這樣一種現象：一個城市沒有將鼠疫病人隔離，其他城市卻將這個城市隔離了。小說中的景象同樣有可能在現實中出現，結果是，中國的艾滋病人沒有被隔離，而中國卻被世界隔離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艾滋病人應該被隔離。如果拒絕這種簡單的隔離，那么我們的社會有可能會面對更深層次、更大范圍內的隔離。
至于是否禁娼，我的意見是應該堅決執行。允許賣淫實際上暗含著這樣一個含義，即是將身體器官作為商品是合法的。那么出售內臟器官，比如腎臟、角膜、睪丸是否也可以被視為合法的呢？如果不允許買賣腎臟，那么為什么允許出租外生殖器呢？僅僅因為它能反復出售么？支持妓女開禁的觀點有一個重要論據，即是這樣做可以滿足性功能障礙者、殘疾人與罪犯的需要，難道這就有理由將一部分人的生殖器當作藥品，打上“請遵醫囑”的說明來投付使用么？實際上這種觀點考慮的僅僅是買主的需要，忽略的恰恰是妓女的權益。如果將妓女職業化、合法化，那么一個基本的規范就是要求她們像出租車一樣不能拒載，而一個女性常年被迫和老年鰥夫、性虐待和犯人性交，她們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又有誰能保證？這種高度創傷恐怕也違反勞動法吧？妓女開禁暗含著對下層婦女的歧視和壓迫，因為這樣看似是為小姐們開了生意之門，實則卻是把妓女不當人。如果性功能障礙、殘疾人和罪犯的性要求真的那么迫切、真的那么值得以如此高的代價來滿足的話，也不一定要由妓女來承擔這個任務，社會上不是有那么多獻愛心的活動么？依靠義工或者青年志愿者吧。當然這個設想是荒誕的、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沒有人能把犧牲做到這個份兒上，而這更說明了那種論調的不人道。從妓女的權益繼續考慮，如果將賣淫當成一種正當的職業，那么政府必將對這些從業人員進行統計、發放執照，而如果一個女性的個人簡歷上填有“性服務者”這一條的話，那么她將不可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她日后的從業、婚姻都將受到重大影響，這等于剝奪了妓女隱姓埋名的權利，將她們暴露在了道德職責和歧視之中，也就使她們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權利。在允許妓女存在的年代，一個妓女鮮有善終，所以允許賣淫實際上是利用法律將一部分人逼上絕境。所以允許賣淫的所引發害處遠遠大于它的益處，受害最深的恰恰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妓女。禁娼從深遠意義上來講，正是保護了妓女的權益。因此禁娼是必須執行的。
材料來源：紅絲帶和守望家園（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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