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一、隔離HIV/AIDS（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及艾滋病病人）有悖基本人權
隔離與否應該基于一個人將來可能干什么，而不是他已經干了什么。無論HIV/AIDS人員是通過何種途徑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也無論其導致感染的行為在道德上是否具有評價意義，我們都完全可以不必考慮。因為艾滋病病毒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從事不安全性行為或共用污染的針頭或針管。這種傳播一般要求兩個人自愿的、有意的直接的接觸。呼吸、握手、共用餐具以及其他形式的日常接觸都不會傳染艾滋病。HIV/AIDS人員僅僅在從事危害他人的行為時才是危險的，其他情況下他們并不構成對社會的威脅。然而在所有HIV/AIDS人員中有意危害他人的畢竟只是少數。為了預防這少數人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我們就可以無視其他多數人的人身權利而把他們隔離起來嗎？我看不到絲毫法理上的依據。
另外，艾滋病病毒是其基因組永遠與宿主的遺傳物質整合在一起的逆轉錄病毒，所有的感染者將終身感染。如果要將HIV/AIDS人員隔離起來的話，那將意味著終身隔離。在沒有死刑的國家里，終身監禁是對刑事罪犯的最高刑罰，而對許多并不具有危險性的病人處以極刑，這又有何種法律根據？
1989年通過并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對艾滋病人予以隔離治療。這部法律沒有規定要對艾滋病病原攜帶者實行隔離，這并不是遺漏，而是在對甲類傳染病與乙類傳染病的病原攜帶者做出區分的結果。艾滋病病毒并不像麻風病、鼠疫那樣可通過空氣和日常接觸傳播，因此這種規定是合理的。但是可笑的是，在同一款規定中，立法者既考慮到這一點又忘卻了這一點。艾滋病病人與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無論是否發病，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不仍是一樣的嗎？既然承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不具有危險性，那么也應該承認艾滋病病人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醫院病房中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如此以來，對艾滋病人實行強制隔離治療又有什么正當性呢？治療與否，采取何種方式治療以及在何種地點治療完全可以而且應該由艾滋病人自己考慮，政府正確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幫助和建議者，而不是最后的決定者。
由國家衛生部或衛生部聯合其他部委制定的規章如《艾滋病監測管理的若干規定》與《衛生部關于印發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見的通知》以及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有關艾滋病防治管理的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等都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制定的，因此它們也都規定對艾滋病病人實行強制隔離治療。所有這些規定都忽視了基本的常識，同時也損害了艾滋病病人作為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和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擁有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和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中國政府自1980年起先后簽署、批準并加入了多個國際人權公約，近期我國又批準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充分表明了我國政府在人權方面的立場。強制對艾滋病病人予以隔離治療的規定侵犯了艾滋病病人的人身自由，并從而損害了以人身自由為基礎和前提的其他基本權利，如受教育的權利、工作和勞動的權利、婚姻權及建立家庭的權利、參與公共活動和文化生活的權利等。對于此種違背憲法精神并與國際人權公約相抵觸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規定，理應予以修改。
二、強制檢測侵犯了HIV/AIDS人員的知情同意權
隔離的前提是必須首先知道哪些是需要隔離的人，這就意味著必須對某一人群進行強制檢測，而強制檢測又不可避免地會侵犯HIV/AIDS人員的知情同意權。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指臨床上具備獨立判斷能力的患者，在非強制狀態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種與其所患疾病相關的醫療信息，在此基礎上對醫務人員制定的診療計劃自行決定取舍。知情同意于20世紀60年代起源于美國，它不僅僅是作為一項有利于達到醫療目標的措施而被實施，更體現了對患者人格尊嚴和個性化權利的尊重，目前已被國際醫學界廣泛接受，并被廣大患者所認同，成為一項基本的臨床倫理原則。知情同意在我國也已經實行了多年，最為典型的形式是手術簽字制度（衛生部《醫院工作制度》，1982）。近年來，隨著對“病人知情權”認識的深化，該原則已普遍適用于臨床各領域，成為醫療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對HIV/AIDS人員進行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方面同樣適用該原則。
艾滋病是一種病死率極高的傳染病，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經常與某些為社會主流道德所不容的行為有關，所以，感染艾滋病病毒會使人承受比患其它疾病更重的精神壓力，尤其在遭到歧視、遺棄的情況下，感染者一方面有可能產生嚴重的孤獨、恐懼和絕望，甚至以自殺求得解脫，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采取一些報復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在HIV/AIDS人員還不具備有關知識和相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考慮他們本人的意愿和感受，強制進行艾滋病病毒的抗體檢測，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些我們所不愿看到的社會后果。因此，在進行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前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到受檢者的知情同意權。通過提供咨詢服務，讓他們了解有關的知識信息，評價個人進行檢測的必要性，分析檢測對他們帶來的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幫助他們全面權衡利弊，在此基礎上由他們自己選擇是否需要進行檢測。這樣做可以減少盲目的強制檢測給受檢者帶來的不良影響。在檢測后，無論檢測結果如何，都要由經過專門訓練的咨詢人員對檢測結果做出科學全面的解釋，為檢測陽性的人提供必要的知識信息和心理支持，同時也避免檢測陰性的人盲目樂觀。
尊重HIV/AIDS人員的知情同意權還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人們意識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威脅時，及時向他們傳遞知識信息、具體而切實地幫助他們認識改變自己危險行為的意義，更容易促使他們接受健康的行為方式。很多研究都已表明，鼓勵有危險行為的人進行自愿的而不是強制的檢測，并且在檢測前后為受檢者提供咨詢，不僅為受檢者（特別是感染者）提供了心理支持，而且伴隨咨詢服務的檢測還促使受檢者減少了危險行為，幫助沒有感染的人預防感染，減少了感染者把病毒傳給他人的機會。還有研究表明，在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已達一定水平的地區，鼓勵人們接受自愿檢測和咨詢服務可以減少新的感染發生，而且這是一項節約成本的預防措施。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認為，接受自愿咨詢和檢測（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VCT）服務是人們進入艾滋病預防、治療和心理社會支持工作的起點，恰當地推動VCT開展有助于打破由恐懼、歧視導致的艾滋病流行的惡性循環，無論對個人還是對家庭、社區和社會都有積極的意義。
三、經濟成本極高而且預期效果可能很差
強制檢測不僅面臨著人權方面的問題，同時必然導致巨大的經濟成本。從理論上來講，要達到最佳的預防效果，隔離應該把全國范圍內的所有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病人作為其對象。這些對象散布在中國十幾億人口之中，要把他們一一檢測出來，就必須將全體中國公民作為強制檢測的對象，而這肯定要花費一筆巨額費用。如今我國的HIV/AIDS人員有100萬人左右，要把這些人全部隔離起來需要建立多少隔離設施呢？如果知道現在全國監獄中關押的所有罪犯也不過100多萬人，那么投資建設隔離設施需要多大一筆資金也就不難想象了。而且，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承擔管理的成本、HIV/AIDS人員的生活費用、HIV/AIDS人員因不能正常工作而損失的價值等等。把這所有的費用加起來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能夠負擔得起嗎？為一項并非必要的計劃花費如此巨大的費用值得嗎？
如果投了巨資之后，我們的確能夠將所有HIV/AIDS人員隔離起來，從而有效地預防艾滋病的繼續蔓延，那么隔離的設想說不定還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可嘆的是即使是在我們作了巨大的經濟犧牲之后，我們也未必能夠有效地阻止艾滋病進一步蔓延的趨勢。要害就在于，無論投入多大的資金，我們永遠無法將所有的HIV/AIDS人員全部隔離起來。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按照主張隔離者的邏輯，只要有一個HIV/AIDS人員未被隔離，整個隔離體系也就形同虛設。由于隔離限制了人身自由，肯定有許多HIV/AIDS人員會千方百計地逃避檢查和追捕，最后導致不被隔離的HIV/AIDS人員將不在少數。另外，實行隔離制度還會向社會人群散布一個錯誤的信息，即HIV/AIDS人員全部集中在隔離區內，隔離區外是安全的。這必將放松人們對艾滋病的防范意識，鼓勵人們采取不安全的行為方式。一方面仍有眾多HIV/AIDS人員在社會上流動，一方面人們的防范意識下降了，這樣威脅非但沒有消除，反而可能增強了。
四、實行隔離無助于培養社會的寬容氣氛
推行隔離制度，使人們傾向于相信艾滋病是極其恐怖的，而HIV/AIDS人員是非常危險的，這不利于人們正確地認識艾滋病及其威脅，也無助于培養寬容的氛圍。推行隔離，只會孳生偏見，只會強化社會上固有的歧視。這樣的環境只會促使HIV/AIDS人員隱瞞實情、拒絕檢查、逃避隔離、抵制教育、遠走高飛，從而也不利于他們的醫療衛生保健。一些人甚至可能做出報復社會的行為，如此來看，我們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寬容的社會氛圍更有利于艾滋病的預防和控制。因為在這種環境中沒有歧視，沒有對自由的限制，沒有對權利的侵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可以像以前一樣正常地工作、學習和生活，而艾滋病病人則可以自主決定如何度過自己的余生。政府和社會大眾扮演的是理解、尊重、幫助的角色，而不是歧視、追捕、控制的角色。HIV/AIDS人員不必再四處逃逸，而是積極主動地尋求可能改善自己健康狀況的途徑，而這對預防控制艾滋病的繼續蔓延是非常有利的。
五、隔離實踐的破產——古巴的例子
在國際上有個別國家，如古巴實行了將全國所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管理起來的辦法。從1987年開始，古巴政府要求所有查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居住在可稱為集中營的住所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被允許短期訪問家庭、購買日用品、或者從事某些其他活動。但是這些活動要在集中管理人員的監視下進行。這種作法開始確實使古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有所下降。但隨著外來旅游者的不斷增多，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人數仍在增多。同時古巴經濟危機出現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集中營惡劣的居住條件和對生活失去自由的不滿使許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逃離那里。這些情況使古巴政府逐漸改變了這種隔離政策。最近古巴的隔離政策已變成為：僅隔離那些被認為是有傳播艾滋病病毒行為的嫌疑人員。這等于原來的隔離政策已被古巴政府放棄。
古巴隔離HIV/AIDS人員的實踐破產了，并不能證明我國的隔離實踐也一定會破產，但至少預示了失敗的極大可能性。此種教訓，我們一定要吸取。
綜上幾個理由，我認為不應隔離HIV/AIDS人員。
材料來源：紅絲帶和守望家園（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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