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孩子既是師生關系，更是大朋友和小朋友關系。
他叫王立軍，在丹東寬甸的一所特殊學校———寶山村愛心小學，已任教兩年。
【旁白】：2004年11月，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政府為一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兒童辦愛心小學需要一名老師。
王立軍剛從石湖溝鄉文化站站長的崗位上退下來。
11月18日，有關領導找到在家干農活的王立軍，說缺一個老師，問他能不能行，王立軍答應下來。
第二天，王立軍就來到學校。第三天，學校就開學了。
主持人：不知道是給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孩子當老師嗎？王立軍：我覺得這個病不可怕，衛生站的經常到鄉里搞講座。說不好聽的話，也是為了家里創收。
主持人：同家里人商量了嗎？王立軍：當時除了我上小學的孫女不知道，只有老伴反對，兒女都沒說什么。我晚上告訴老伴，說明天上班，她問我上什么班，我就告訴她。她說你彪了，別人不干你干呀，我說我為家多掙點錢，我膽大。我姑爺來了，也說沒事，他說讓我去干吧。主持人：喜歡這個孩子嗎？王立軍：當時看這個小孩精精神神的，自我感覺挺好，之前也沒想過，他長得虎頭虎腦的，我也覺得挺好。主持人：孩子喜歡你嗎？王立軍：有人介紹說，這個人就是你老師，他就馬上叫老師。我是1972年當老師，1985年改行到文化站，十幾年不當老師了，聽到孩子叫我老師，那心情就別提了。
【旁白】：學校只有兩個人，但一切都是那樣的正規，除了語文算術外，王立軍每周給孩子安排了兩節美術課，體育課天天有。
考慮到孩子的身體承受能力，每天只上半天課，而且不安排考試，教學內容和進度都由王立軍自己來掌握。
主持人：總是面對一個學生不覺得寂寞嗎？
王立軍：從上學到放學，沒有閑著的時候，100個學生也是這些話，一個學生也是這些話，就是作業批的量小。
主持人：他聽課認真嗎？
王立軍：他上課注意力不集中。我覺得這個教室里一個學生一個老師，他沒有比的，什么叫好好學，什么叫不好好學。
主持人：你不批評他嗎？
王立軍：對這樣的孩子盡量少批評，多引導。
主持人：第一天教課怎么樣？
王立軍：感受就是“一盆冷水澆下來”。上第一節課，我問他會不會數數，他說會，結果只會數1和2，連3都不會，更不用說識字了。
主持人：以后呢？
王立軍：孩子身體虛弱，接受能力差，所以授課過程比我想像得艱難，學習從1數到100用了兩個多月。
主持人：他的成績怎么樣？
王立軍：按正規學校要求就完了，實際是上二年級，質量上達不到。
【旁白】：王立軍家住在楊木村，與學校所在的寶山村相距五六公里，他每天是早晨6點10分準時騎上自行車，到學校需55分鐘，雨雪天走大道，好天就走小路，所說的小路，就是馬車道。
主持人：摔過嗎？王立軍：沒少摔，2004年12月30日早上，我上班時，經過一個公路橋，橋頭路邊是一家不大的理發店，他們把水潑到馬路上結了冰，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場小雪。
我告訴自己騎到那兒時要注意，還是倒了，滑出去了2米多，我就聽到右髕骨“咔嚓”一聲，當時覺得不好，起來后越走越疼，把車當成拐了，還是準時到了學校。
主持人：日子記得那么清楚？王立軍：在我的記憶中，重大的事記得都清楚。
主持人：如果不給你開工資你還能干嗎？王立軍：也可能干，處了這么長時間，多少有些感情。我跟他說過這話，我說你愿不愿意上那邊去，上哪，我說上那個大學校去，和那幫小朋友在一起學習，玩，多好。他說了心里話，說不去，但說不上來怎么不去。
【旁白】：王立軍每天到校第一件事是燒開水，還要親自給亮亮倒上，不為別的，就怕亮亮燙傷。
因為害怕亮亮受傷出血感染，教室里沒有刀剪，連削鉛筆都由王立軍親自動手。每到體育課和課余時間，王立軍就陪他玩籃球、排球、乒乓球，甚至彈玻璃球。
主持人：你會彈玻璃球嗎？王立軍：我彈得比他好。這邊缺少的是校園童真的集體生活，我這么大歲數一個人和這么大的一個兒童，玩可能都玩不到一起去。主持人：打算教到小學畢業嗎？王立軍：到中學我就沒辦法了，物理化學我又不會。從對兒童的身心發展，到知識開發，我覺得都沒有太大好處，所以我覺得這個學校不會那么長久下去。
我希望我的學生早一天回到那個天真爛漫的校園環境中去，上那多好啊，和他同齡的兒童在一起，玩啊，耍啊，學啊。
主持人：如果孩子不在這個學校了，你就沒事做了。
王立軍：我寧可沒事做，總跟著我，對孩子不好。
主持人手記
孩子大了咋辦
王立軍當初來學校的想法很簡單，甚至為能夠重新教書感到興奮。
不過現在，王老師體會到和以前當老師完全不同的感受。
孩子在成長，在一厘米一厘米地長大，但伴隨這成長的，卻有揮之不去的孤獨和遠離伙伴的冷清。
2006年，亮亮九周歲了。兩個人的學校到底可以持續多久，是王立軍老人一直縈繞在心頭的問題。
采訪結束時，王立軍說，“千萬不要把我寫得驚天動地”，“最好就別往外弄了，我還是過去的我，過去是默默無聞的，現在也是。”
(轉自：遼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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