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不妨觀察艾滋病以及雞尾酒療法帶來的一系列爭議。2006年是艾滋病被發現的第15年，至今每天全球大約有6000人死于艾滋病，在非洲的某些國家，15歲的男孩中甚至將來可能有一半都會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并非無藥可治，在醫學上有被稱為“高效抗逆轉錄酶病毒療法”，即俗稱的“雞尾酒”療法可以極大地消除艾滋病人的病癥，延長其生存期和生存質量。從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已有20余種抗逆轉錄酶病毒藥物上市，1996年“雞尾酒”療法也得以誕生。有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如果堅持“雞尾酒”治療，那么他們在被確診病情之后，還可以平均再活24年左右，但期間需要支付的醫療費用總共高達60萬美元，每年的治療費用差不多是2.5萬美元。
如此昂貴的藥品，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艾滋病患者難以支付“雞尾酒”治療，根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網站上公布的數據，中低收入國家接受“雞尾酒”療法的患者人數在2005年時達到130萬，全球卻至少有40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因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說，對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而言，雞尾酒療法所需要的花費，使治療“完全屬于另外一個星球”。考慮到這些藥物的制造成本僅僅是其售價的10%，其余90%則體現為西方制藥巨頭的巨額專利費，因此越來越多的人以人道和正義的精神開始反思，到底是全球數以千萬計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命重要，還是這些制藥巨頭攫取巨額專利費更重要？市場經濟真的可以容忍廠商從人的生命中牟利嗎？人們越來越尖銳地質疑：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嗎？
讓我們先放下憤怒、痛苦和淚水，看看市場機制是否讓問題變得更糟糕。
是的，研究艾滋病治療藥物的制藥巨頭肯定期望從藥品研發中獲利，或期望某一種藥品研發至少最終能夠收回成本。有研究表明，在美國，一種新藥的上市平均要花費2-5億美元，但是僅有30%的新藥可以收回投資成本，昂貴的研發投入已經迫使國際制藥巨頭不得不聯合起來進行藥品的研發，那些投資失敗的藥品研發成本最終將被轉嫁到成功研發和市場前景廣闊的新藥上。這可能是雞尾酒療法十分昂貴的決定性因素。這迫使我們不得不考慮，我們是否應該為那些70%的失敗投資付費？如果我們只在乎成功，那么誰去承擔失敗？
進而言之，既然雞尾酒療法已經獲得極大成功，為什么制藥巨頭不降低其索要的專利費用，或者國際社會縮短對該項專利的保護時間？其實人類自有專利制度以來這種爭議就廣泛存在，如果沒有專利制度，那么人類發明創造的聰明才智就得不到回報，全社會的技術進步就會停滯不前，如果沿用現有專利制度，那么先行者就撤掉了追趕者追趕上來的梯子。現有的專利制度是制藥巨頭在新藥研制時決定研發投入和回報的關鍵因素。或者可以說，有了專利制度，售價比制造成本貴10倍的雞尾酒療法才得以問世；如果沒有西方國家嚴厲的專利保護制度，很可能至今人類對艾滋病仍束手無策。
因此，當我們譴責制藥巨頭以惘視生命為代價攫取利潤時，在譴責付不起錢的人應該死去時，這種譴責等同于說，為什么雞尾酒療法要用這么昂貴的方式問世，而不是讓貧窮和富余的艾滋病患者同樣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中？這樣正義和淚水的虛偽就顯現無遺了。
如果說在藥品領域市場機制是失靈的，那么政府的介入是否會更好？
各國政府可以考慮資助制藥廠的研發，并實施更為松弛的專利保護，這樣新藥研發的風險部分地由政府來承擔，或者，政府不對廠商進行補貼，而對消費者進行補貼，即直接對抗艾滋病類藥物提供財政補貼，這樣新藥價格應該有望顯著降低。很遺憾，這樣的努力幾乎是徒勞的。因為政府給予制藥巨頭的資助只能來源于稅收和舉債，因此接下來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是：我們憑什么可以相信政府和藥廠之間的資助交易不會導致嚴重腐敗？為什么全體國民必須降低整體福利水平，去支付救助艾滋病者的成本？這樣延續深究下去，可能會產生對政府職能和傳統道德的深重危機感。
各國政府也可以對抗西方發達國家的專利制度，以訴訟或強行突破的方式，在本國制造抗逆轉錄酶藥物，這樣的情況已經出現，典型的樣板是巴西、印度和泰國等國。巴西是世界上第一個向本國艾滋病患者免費提供“雞尾酒”療法藥品的國家，巴西政府之所以能夠承受免費供藥帶來的經濟負擔，是因為巴西取得了藥品專利權斗爭的勝利，可以自行生產抗艾滋病藥物。印度和泰國也試圖進行藥品的本土生產，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也在加入進來。
從一次博弈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陣營很有可能獲得這次艾滋病藥物專利之戰的勝利，但從重復博弈的角度來看，這有可能導致西方國家進一步填補現有專利保護制度的漏洞并使其更加壁壘森嚴，或者考慮到巨大的經濟和道德成本，在人類面臨下一次未知致命疾病的威脅時，采取漠然旁觀的態度。如此一來，不管付不付得起錢的人，就都只有束手待斃了。
國際社會也可以聯合起來，以多邊協議的方式，由一個或者幾個大國牽頭聯合購買抗逆轉錄酶的巨額專利費用，并把大規模廉價制造和提供的類似藥品，作為全球公眾產品予以提供，這樣無疑是人類巨大的福音。但問題依然在那里：誰來買單？有多大的可能？
我們列舉“付不起錢就得死”這樣極端的例子，把市場經濟下利潤和生命赤裸裸地對立起來，就在于試圖陳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就深重的人性和道德而言，幾乎所有的商品，都具有和抗艾滋病藥物一樣殘忍的屬性，你付不起錢，就得挨餓挨凍露宿生病勉強撐著；或者你付不起足夠多的錢，就得在衣食住行醫療娛樂各方面更加節儉和粗陋一些。因此某種程度上說，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幾乎是我們生活中的常態；富裕的國度和國民，因為付得起錢，的確活得更好更長久。
揭示這樣的殘忍有助于我們理解經濟學家冷酷的外表下柔弱和無奈的內心。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說，他將會繼續購買包含非洲童工勞動的產品，因為他的不購買行為可能使得一個非洲童工死去，而他的購買則可能使得這個童工得以活在人間與地獄的邊緣。經濟學家所求的，就是如果他不能讓世界更美好，就至少讓世界不因為他的存在而變得更糟糕。
轉自：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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