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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此時站在病床邊的應該是張大喜的妻子，可事實并非如此，一年半了，整整一年半了，張大喜“侵占”了他的姐姐們的生活的全部。
“他是我們全家的寶貝，我們不能失去他。”張四姐含淚望著弟弟，就像望著自己的兒子，“我們家的具體情況決定了我們對他的感情。”她向記者講述了這個傳統農村家庭的簡史：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跟其他村民一樣，受傳統思想影響甚深的他們一心想生個男孩。為此，他們等待了13年，終于在1970年生下了一個男孩，男孩有5個姐姐。喜出望外的父親宰了全家唯一的一頭豬，用大盆子裝上，請全村人吃。全村喜氣洋洋，他因而得名“大喜”。
毫無疑問，他成了全家的寶貝，張四姐說：“我們姐妹幾個從小就疼愛他，慢慢的，疼他成了我們的習慣。為了供弟弟上學，姐妹幾個心甘情愿地早早地輟了學，種地嫁人。弟弟他也很懂事，他知道我們為他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后來考上了大學。”
姐姐背井離鄉打工籌款
大學畢業后，張大喜成了當地的一名教師。結婚生女后，他覺得微薄的收入不足以讓全家過上好日子，1998年，父親去世，他辭職南下廣東打工。他先后在深圳和東莞的兩家塑膠廠從事配色工作，工廠里“氣味很重”，他每天都得接觸各種化學藥水和色粉。2005年6月底，張大喜面色蒼白、皮膚紫癜，經東莞市人民醫院檢查，他得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遠在湖南鄉下的5個姐姐知情后焦急萬分，張三姐說：“父親臨走前交待我們要照顧好弟弟。其實，就算沒有老人家的這份交待，我們也覺得自己有責任給他把病治好。”張大喜的妻子說自己得留在家里帶上小學的女兒，恐怕來不了廣東。幾天后，姐妹們決定：由老三和老四前來廣東，留在這里常年照顧弟弟，直至把他的病治好；其他姐妹外出打工給弟弟賺醫藥費，并輪流來探望他，年過七旬的老母親暫時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了。姐妹五人都是農民，她們的丈夫同樣也是農民，幾乎沒什么積蓄。對于這種疑難病，光靠幾個女人打工賺的錢是遠遠不夠的，于是，她們又分頭借款，總共籌到了8萬多元。弟弟，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
1年半沒回家，兒子已退學
時至今日，三姐和四姐已經整整1年半沒有回家了。其間，姐妹們各自的家庭都遭遇了坎坷：大姐的丈夫裝水管時從樓上摔下，摔斷了脖子，至今臥床不起；二姐的丈夫得了腦瘤，她分身無術。因此，三姐和四姐肩上的擔子就比以前更重了，張四姐說：“為了照顧好弟弟，我已經整整一年半沒有回家了，每天忙上忙下。起初，我的老公勸我說作為姐姐，我承擔不了那么多，但我始終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照顧他。我的兒子已經上初一了，由于我把心思全花在了弟弟身上，在這邊管不到他的學業，他開始厭學，目前已經退學打工去了。”
幾個幾乎從未離開過村莊的弱女子在異鄉都市忙碌著：申請“職業病診斷鑒定”，把不愿承擔責任的工廠告上法庭等。做了多次化療的張大喜的手腕上漸漸地布滿了針孔，半年前，姐妹們決定給他做骨髓移植，并于年初把他轉到了省人民醫院。
治療的關鍵期到了，姐妹幾個爭先恐后地給弟弟捐骨髓。她們一同到廣州器官移植配型中心做了配型檢查，經查，張三姐的型號最理想，遺憾的是，她是“乙肝大三陽”攜帶者，必須事先連續服用長達半年的某種昂貴藥物。她嚴格地按照醫囑堅持了下來，目前已經符合了移植的條件。
一次高質量的骨髓移植，需要近40萬元的費用。在索賠一事還沒有著落的情況下，除了社保的資助，她們至少還需籌集到20萬元的費用，這對她們而言絕對是個天文數字。
弟弟：這輩子都沒法回報
躺在病床上的張大喜默默地聽著兩個姐姐對記者的傾訴，這一年半的時光徹底地感動了他，他被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忘不了在自己病情最重的那段時間里，姐姐們每天不分晝夜地幫他喂飯、刷牙、擦身子、換尿褲、端屎盆；他忘不了每次化療之后心情糟糕的自己蠻不講理地沖姐姐們發脾氣，而姐姐們不僅每次都含淚忍著不還嘴，還不忘安慰他鼓勵他；他忘不了姐姐們為他而累垮了身子……
他說：“就算把病治好了，我的勞動能力也已經不行了，又該如何還債？姐姐們對我的情誼，我這輩子都沒法回報。真是委屈她們了。”
轉自：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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