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日前看到這樣一個案例，一位老人因中風被送到某醫院住院治療，其子女雇用了一名護工照顧老人。4天后，院方通知家人說，經過檢測，老人可能攜帶有艾滋病病毒，但最終結果要等防疫部門復檢之后。老人被檢出是疑似艾滋病病人后，護工都被嚇跑了。老人的子女投訴醫院不該泄露患者的隱私，而醫生們卻認為有必要將實情告知家屬，也應該讓護工知道實情，從而在護理中加強防范，杜絕被傳染的可能。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保護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隱私權呢？正如每個公民都享有人格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患者也不例外，我國法律尤其對艾滋病病人人格權中的隱私利益加以保護。
盡管我國立法迄今為止雖然未直接在法律上明確隱私權，但在名譽權中已包含了對隱私權的保護。如《民通意見》第140條規定，宣揚他人的隱私，造成一定影響的，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9條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得隨意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及其家屬的個人信息等，都是在以法律的形式重點保護這一特殊群體的隱私權。
所以，醫務人員在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履行告知義務時，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在沒有得到患方同意的情況下，對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的任何信息都不能泄露，就像本文開頭所述的案例，不僅容易對患者治療產生不利影響，后果嚴重的還可能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實際上，醫務人員最有可能在第一時間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條例》出臺前，這種情況常使醫生感到“兩難”：如實告知其家屬或相關利害關系人，可減少被感染的幾率；而泄露患者的隱私，醫生則可能承擔相應責任。
對這些問題，《條例》做了明確的規定，醫務人員完全可以以此來處理有關的問題。
首先，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須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艾滋病防治咨詢、診斷和治療服務。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
其次，醫療機構應將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或發病的事實告知本人；本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應當告知其監護人。
第三，對衛生技術人員和在執行公務中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員，政府及衛生部門應組織艾滋病防治知識和專業技能培訓，有關單位應采取有效的衛生防護措施和醫療保健措施。醫療衛生機構和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應嚴格遵守防護原則，執行操作規程和消毒管理制度，防止發生艾滋病醫院感染和醫源性感染。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當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進行醫學隨訪，但對流行病學調查情況，未經本人或者監護人的同意，不得公開與個人具體身份有關的任何信息。
第四，媒體對防治艾滋病應進行正面宣傳和引導。無論出于何種理由對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進行采訪和報道，都應該采取隱去其頭像、姓名和住址等方式，這不僅是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隱私權的保護，也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
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幫助，改善他們受歧視的狀況，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除政府、醫療衛生機構、新聞媒體等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外，也需要社會各方依法為他們創造公平、良好的社會環境。 中國醫院協會維權部鄭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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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三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享有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第三十九條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
轉自:健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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